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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些實幹的人很重要，到後來的《今天》就都成作者了，你發一首詩二首詩都成《今天》的了，像顧城、楊煉、舒婷、江河都是在《今天》上發表了作品才出名的嘛。人們認識的是作者，實幹的這些人都沒有什麼名，當然徐曉有名是因為她後來也寫東西。周郿英不寫，老鄂也不寫，劉念春，劉青的弟弟，他也不寫，人家哥倆把房子都讓出來給我們當編輯部了。從第二期開始，編委就沒再變動，後來黃銳又回來了，不過他也不怎麼摻和了，他主要搞星星畫展了。還有一個趙南。就是這些人一直堅持辦到底。
後來我們每星期到趙南家開一次會，他住十條那兒，房子比較大，父母都是老革命了。我們當時比較民主，作品討論會開會定稿，有什麼作品大家誰朗誦一下看看能不能上，上哪期。當時我們已經通過徐曉的關係在北師大印刷廠印了我們雜誌藍色的封面，比別的雜誌要講究得多了。第一期也就印了幾百份。我們的印刷水準提高了，設計封面之後我們又加印了1000份第一期，以後我們每一期都保持在1000份上。當時的蠟紙能印到1000份就不錯了，因為我們沒有好的印刷機嘛，是用手推的那種。後來是老北島認識的一個在“文革”中很出名的叫關鋒，他的兒子在山東德州有印刷機，老北島跟我商量，讓我去德州，那是秘密之行，生怕出什麼事。我好不容易找到關鋒的兒子，手搖的印刷機，300塊錢吧？把那個給扛回來了。有了這個傢夥真是如虎添翼，再加上老鄂會弄這個，每張蠟紙印到1000份還能保持清晰並且蠟紙還不至於破了。開始是手刻，後來為了保證印刷品質，是列印的。從第一期開始就有反饋，收到大量的來信，我們在第二期的時候就把編輯部的地址寫出去了。收到大量的來信要訂，基本上都是訂戶，在外邊賣的很少。提前貼出告示，很早就排一大長隊，到那嘩一下就搶了，連散頁都賣了，供不應求，那時候數量有限。郵寄都是老鄂去郵局寄，還是很麻煩的，但都能寄出去。當時就賣五毛，還是八毛，我們就是收成本費，為了下一期買紙什麼的。那時是很艱苦的，我是《今天》唯一一個拿工資的人，因為那時我在工廠只呆了幾天，就不讓我回去上班了，回去還得讓我寫檢查，還得深刻些。想想我也不適合幹那個，我本身也不是那麼守紀律的人。我就全力以赴地幹《今天》了，但是沒錢、沒生活費，編輯部專門開了一個特殊的會，決定給我每月發點工資，二十幾塊吧，按星期給，因為老北島怕我一有錢就喝酒什麼的花沒了。
79年4月8日，第一次詩歌朗誦會，在玉淵潭公園，那也是《今天》第一次搞活動。去了上千人，警車很多。在那就搞了兩次，後來在紫竹院公園還搞過讀者作者交流會。79年“星星畫會”被取締，它們和我們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都是朋友嘛，我們肯定得盯著往上幹，10月1日搞了一次遊行，那是建國三十年大慶啊，浩浩蕩蕩的，人多了去了，都是看熱鬧的，真正遊行的也就二十幾個吧。當走到府右街的時候，啪啪出來很多警察攔上了封鎖線，當時警察都穿白衣服，白花花一片，喊不許向前走，不許經過中南海前門，讓我們從音樂廳那裏右拐走前門那條大街。我們就走前三門，北京市委在王府井那塊嘛。在北京市委院裏還演講，黃銳幾個上去交抗議信。上去，下來，散了，最終也平安無事。後來“星星畫會”和北京美協、中國美協做交涉，允許他們做展覽了。
談一談趙一凡這個人，《沉淪的聖殿》中專章寫到了他，稱他為“收藏了一個時代的人”。
認識趙一凡是辦《今天》雜誌之前，我76年回北京，77、78年認識的，他也算是我們的一個編輯。他是殘疾不能走路，剛認識的時候還能拄著拐，後來整個就走不了了。去他家不經常也不短，他一直對我挺好，我們去沒見過外人，但是在他家見過徐曉。那時我沒工作，生活狼狽不堪，有一次他還給了我點錢，也幫我保存了不少詩，一直對我非常好。我們一辦《今天》雜誌見他的次數比較少了，我們每期的《今天》雜誌都要放他那裏幾份，因為他比較喜歡收集這種資料，“文化大革命”的小報什麼的，多了。從“文革”期間就開始蒐集，他就喜歡這些東西。他爸是文字改革委員會的主任什麼的，據説他是神童，給《辭海》搞過校對什麼的。趙一凡比我們歲數大，有時給我們出點主意什麼的，具體的事他沒怎麼參加。見他的時候也不算多，我們那時特別忙。
趙一凡應該説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保留了很多人的作品，我72、73年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從他那裏得到的，要是沒他，可能這段歷史資料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所以他的重要性就在這方面。他為人特別好，身體殘疾，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大腦袋，似乎沒有身體，很神奇的一個人。
當時《今天》的規模也比較大了，已經有1000份，我覺得這個數字已經非常可觀了。
《今天》每期差不多1000份左右，第一期印了兩次也不過1500份，因為一張蠟紙印不了更多，一是紙張還得裝訂什麼的，費事，蠟紙印不了多少，沒有現在這樣好的設備。在當時民辦的刊物裏面《今天》算是印刷得最好的。後來就是現寫現發，有時候稿件不夠，老北島就對我説，你先別幹了，找一地先寫去，有的時候品質就差點因為得充數，因為稿子選不出符合我們要求的那麼多。後來《今天》結束之後倒踏實了，到81、83年那時候，《陽光下的向日葵》就是83年寫的，就有時間寫東西了。78、79年那時候就是趕著寫，寫不出來好東西來，和心態有關，整天忙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今天》停辦的原因主要是什麼？
當時是公安局勒令停刊，不停就抓人、就抄。我們考慮了一下，老北島覺得《今天》不只我們兩個，還有那麼多人呢，如果被逮起來算什麼事，還是停了吧。後來我們成立了“今天文學研究會”，就是老《今天》解散以後的作者群和老編委。我們還私下地印了《<今天>文學資料》三期，當時不敢去賣了。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吧，後來大家自己散了。因為那時很多作者可以在官方雜誌上發表作品，有的還參加官方的一些文學活動、詩歌活動，逐漸參加作協了，等於散夥了，各走各的路了。也得理解這些人，官方的魅力比較大，進入作協，也承認你是作家，畢竟這些人當時都是無名鼠輩、文學青年，就比較現實了。當然我沒去，一是因為他們不要我，他們也找過我，我都被開除公職了誰要我？我們當時辦“今天文學研究會”主要就是想成立有別於官方的，自己的文學團體。大部分人都沒遵守當時的諾言，停刊的時候我們給作協有名的作家寫了一封呼籲信，有名的作家基本都發了，反正沒有人站出來為我們説話。我從來沒把自己當成作家、當成詩人，這不是很重要，這些封號是別人給的，年輕的時候可能還激動激動，其實是不是都無所謂。你有作品這是最重要的，別的名頭不是很重要，就像現在挂的這些名頭，沒有用。《今天》的影響很大，搞現代文學的沒有不知道這個雜誌的，就説明這些雜誌、這些作品、這些人，都具有一定影響力，還被大家記得，所做的事情被後人所認可。其實細想來我們也就是那兩年折騰，折騰了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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