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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國強（戴圍巾者）從農民“發明家”那裏“收購”了此次展覽的作品
農民製造的“潛水艇”張棟早報資料
“藝術家無法因自己的名聲和地位而變身為一個農民階層的發明家，農民的創造力和爆發力與藝術家的創造力、實踐力因為財力、社會地位的懸殊完全不能畫上等號。從個人的角色上的認識而言，只能説藝術家被感動。”對於蔡國強的展覽“農民達芬奇”，有學者這樣評説。
事實上，對於“挪用”概念在藝術作品上的運用早已不是新鮮之事，但就像一些評論家所説的那樣，挪用與複製的運用應當“要推出新的結論，而不是原樣照搬”。
現場
藝術家與農民身份的不對等
近日，藝術家蔡國強的“個展”“農民達芬奇”在外灘美術館的進行吸引了絡繹不絕的參觀者，有著魚尾巴的飛機、永遠無法下水的潛水艇等這些由藝術家蔡國強收集、購買的12位農民的60多件發明創造讓蔡國強的角色在“藝術家”、“策展人”、“收藏家”的邊界再度模糊的同時，也與前來參觀的人群默默討論著中國農民個體的創造性、中國農民對於現代化的貢獻，以及農民的現實處境等當今最為重要的社會議題。
然而，看過這個展覽的觀眾除了被中國農民的勇氣與夢想的力量震驚之外，也同時提出了一個關於展覽性質的疑問——這究竟是一個收藏展，還是一個藝術展？如果是收藏展，為什麼每一件作品的標牌前，都會出現蔡國強的名字與簡歷？如果作為一個藝術展，那麼作為創作者、藝術家蔡國強的創意除了在布展方面的體現之外，並無多少貢獻，展廳中的作品都是出自農民之手，凝聚了不知中國當代藝術為何物的中國底層農民多年甚至畢生的智慧與情感結晶。誠然，觀念藝術從甫一誕生便一貫為之的“挪用”的手法可以為此行為做出一番看似合理的注解，但是，現成品的挪用在大量複製的工業産品、機械商品方面的暢通無阻固然堂而皇之，但並不意味著對別人智慧産物的唯一性的佔有是合理的。
外灘美術館館長賴香伶堅持認為，在這個展覽中，蔡國強擔當的角色更清晰地偏向“收藏家和合作人的關係”。
那麼，當代藝術作品的生産方式中關於“挪用”現成品的底線究竟在哪？這個問題再次清晰地擺在了每一個參觀過展覽的業內人士的心中，只是有人避而不談。人們莫衷一是的反應，或許也是藝術家蔡國強心中設想的理想的展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觀者、參加者、作品共同構成了一次大型行為藝術，操作者也許正在不遠處的上空鳥瞰著本次展覽的謀篇佈局。
當被問到為何用現代藝術的形式講他們的故事，蔡國強表示，“達芬奇是文藝復興的巨匠。我也期待我們能從農民身上，從普通人身上看到國家的復興。剛開始做這次展覽，收藏這些東西時，我沒有什麼社會負擔。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從藝術品中看到他們自己，借世博呈現他們的故事。”
停駐于外灘美術館這幢英租界時期ART DECO建築風格的屋頂上的“飛碟”出自農民杜文達之手，它被飛起來的可能性所拋棄，但仍以破舊、頑強的螺旋槳孤獨地向來往的人群彰顯著人類最原始的創造力，“不知如何降下”這個疑問，以書法的形式題寫于外灘美術館灰黃的外墻上。蔡國強在二樓前廳的墻上，把所知的農民創造者的名字、出生地，及其創造物的分類用水墨書寫，展廳內，50多個風箏，在風扇吹拂下，于空中輕輕飄揚，每只風箏上的投影都講述了一個農民發明家的故事，風箏形成了片片白雲。
吳玉祿夫婦、兩個兒子和兒媳，把美術館三樓改造成一個機器人的生産空間，會説話拉人行走的機器人七號説：“吳玉祿是我爹，我拉我爹去逛街。”會畫畫的機器人用點彩的手法創作著一幅幅抽象作品。
來自浙江江山的徐斌略帶靦腆地站在自己用手工木製旋葉、金屬機架和橡膠輪製作的旋翼直升機前。初中的時候就喜歡上飛機的徐斌説：“我19歲就開始自己做飛機，但真正意義上的開始是在2004年。剛開始的時候周圍的人都不支援我做飛機。在我沒有成功之前大家都很反對。但現在就很支援了。”聊到自己第一次飛行，他還記憶猶新：“那是在2005年的時候，我大概飛了幾十米高。但是在轉彎的時候因為害怕，就掉下來了。也沒有摔得很嚴重。”到現在，徐斌已製作了10余架能飛的飛機。學機械加工的他在製作過程中攻克了不少技術難關，材料也從最開始的木頭變成了鋁合金。談到未來的設計理想，徐斌只是很“技術”地説：“我想給我的飛機加一個露倉。”
“你知道達芬奇麼？你有沒有想過有一天自己會和達芬奇聯繫在一起？”出生於廣東連平的農民熊天華肯定了第一個問題而笑著否定了第二個問題，“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可以和達芬奇聯繫在一起，但我知道達芬奇是個很有創造力的人。他的精神和我們這種民間的創作精神是一樣的。”
像熊天華一樣的農民發明家都是第一次把他們自己的創造物放在當代藝術的視角下展示，而他們對自己作品的描述方式，和其他性質的博覽會沒有太大差別。他們並不曾意識到，被一位大名鼎鼎的藝術家買下的自己心愛的創造物究竟在怎樣的領域中，被賦予了何種價值，或者，在大量觀眾的眼裏，自己的夢想是不是已經變成了另一種産品？
中山大學教授楊小彥認為，是社會地位的不對等，造成了知識層面上對於價值認同的不對等，某種意義上也是利用了農民在某些方面的“不明白”，“而這樣的知識倫理所造成的疑問，在藝術界或明或暗一直存在。”
上海美術館學術部主任肖曉蘭提出，既有社會地位又擁有財富的藝術家是不是有資格作為引領別人的角色，站在這個角度去闡釋別人的愛好，是不是能變成一個展覽上，作為自己作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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