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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對西方藝術的大規模引進，和對傳統文化的重新認定，反過來也激發了一些有識之士對中國藝術傳統的再度追尋。向傳統回歸，致力於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成為九十年代中國文化最突出的趨勢。李可染早在八十年代初所強調的“現在中國畫的主要問題，是對傳統學習不夠”的論斷，[7]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普遍認同，重視、研究和回歸傳統成為世紀之交中國美術界的新的時代風潮。文化界的“國學熱”、美術界的傳統大家個案研究日趨深入系統，討論筆墨再次成為畫壇熱門話題。
世紀末中國畫壇呈現出空前多元的紛繁景象，實驗水墨、新文人畫等現象的出現，又一次觸及了中國畫的身份和界限問題，“筆墨”官司由此再起波瀾。世紀之交頻繁而激烈的筆墨之爭，雖僅緣起于吳冠中1992年發表的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筆墨等於零》，但其對筆墨本體價值的消解，卻引發了張仃的“守住中國畫的底線”論等大量批判者的反擊，並被嘲斥為“歸零説”，迅速引起了廣泛而持久的論爭。這一併不新鮮的話題之所以如此引人關注與參與，與吳、張的社會影響力關係並不大，而九十年代討論氛圍的濃厚、理論家群體的擴大和專業媒體乃至大眾傳媒的介入是其主要原因。從《美術觀察》、《美術》、《美術報》到《光明日報》、《中國文化報》和《文藝報》，美術界內外諸多媒體都積極介入論辯，組織登載或轉載大量相關文章，各種以“筆墨論辯”為主題的研討會更將這場討論推向高潮。據統計，僅在1992年至2000年之間，直接參與筆墨論爭的發表文章多達200余篇，充分顯示了畫壇關注中國畫前途與研讀傳統、勇於革新的熱情。
針對筆墨的新一輪討論，再度引發了關於中國畫的邊界、中國傳統美學體系的思考，其背後潛藏著中國畫作為傳統藝術體系在新時代如何自處和發展的宏觀問題。這場討論在21世紀初的幾年中雖然漸漸偃旗息鼓，但其包蘊的核心問題及其討論過程中生發出的一系列對於中國畫傳統精神的追尋和媒材技法層面的實驗探索，都仍在以另一種實踐的方式繼續。
就新中國六十年中國畫討論的學術品質來看，五、六十年代的討論雖然由於意識形態的束縛未能在中國畫創作本體的層面深入展開，但其涉及的問題是傳統藝術在一個新的時代和社會形態中必然面臨和遲早面對的調試與重塑，由此産生的中國畫傳統的顛沛與陣痛，與當時一系列討論留下的學術成果一樣值得後人反思和研究。在八、九十年代高潮疊起的爭論中，關於藝術標準、傳統價值和中國畫宏觀走向的討論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相關討論的接續，這種理論爭鳴的熱情在新世紀的曙光中，轉化為學院內外中國畫創作的創新實踐。
回首傾聽六十年中國畫壇的論爭聲浪，這些討論先是作為表達指令的渠道、改造國畫的試驗田，後變為重奏百年主調、激蕩千年滄桑的叩問;中國畫在不斷的挑戰和內省中，由躊躇走向自覺，由隱忍走向自信。這些珍貴的討論文本，也為我們留下了斑駁記憶和蹣跚步履，使中國畫得以在不斷回望、試錯和反思中前行。
註釋：
[1] 參見水天中、劉曦林等學者對於20世紀中國畫論爭的研究文章;建國後中國畫論爭的文本文獻，主要收錄于沈鵬、陳履生編《美術論集·中國畫討論專輯》(人民美術出版社1980年)、顧森、李樹生主編《百年中國美術經典》(海天出版社1998年)、郎紹君、水天中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美術經典》(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和近期出版的中國國家畫院、中國美術館編《新時期中國畫之路：1978-2008論文集》(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等文集。
[2] 蔡若虹：《關於“國畫”創作的發展問題》，《美術》1955年第6期。
[3] 1956年7月，政協北京市委約請在京部分國畫家座談有關國畫發展的問題，陳半丁、胡佩衡、徐燕孫、蔣兆和等畫家提出了一系列“當前國畫工作中的重要問題”，詳見《文藝報》1956年第13期。
[4] 《十大畫家藝術成就的探討》，《美術》1961年第3期。
[5] 孟蘭亭：《來函照登》，《美術》1962年第4期。
[6] 李小山：《當代中國畫之我見》，《江蘇畫刊》1985年第7期。
[7] 李可染：《致青年學畫者》，該文為李可染1981年1月對中央美術學院幾位研究生的談話，由萬青力整理。載北京畫院主辦《中國畫》復刊號，198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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