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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七十《澧州·古跡》：“宋王城，在澧陽縣南六十里長樂鄉，有宋王廟。”卷七十《澧州·四六》引李文山《進詩表》：“居住沅湘，宗師屈宋。”湖南《直隸澧州志·陵墓》卻將宋王訂正為宋玉：“楚大夫宋玉墓，在（臨澧）縣東二十里浴溪河南岸，即澧長樂鄉間，有墓碑，人稱宋玉墳。”耐人尋味的是，墓碑中玉字無點，故又稱宋王墳。六朝時有人作《黃花魚兒歌》：“年年四月菜花黃，黃花魚兒朝宋王。花開魚兒來，花謝魚兒去。只道朝宋王，誰知朝宋玉。”其實，該墓千百年間玉、王不分，正是玉即王，王即玉的緣故。玉、王不分，曾引起過一場史學公案，以致有人懷疑司馬遷也分不清玉與王。這是因為在秦篆以上的古文字中，玉、王二字的字形，幾乎是二而一的關係。將金文、簡文和秦篆中的玉、王二字並列對比，玉、王難分的疑案立即迎刃而解：
秦篆中的王和玉，都是三橫一豎，不同之處在於中間一橫，王字靠上，玉字居中。
顯然，正是由於玉、王難分，尤其是經過了秦代“書同文”的歷史過濾，原本鮮為人知的宋玉的帝王身份，也就被過濾得毫無蹤影了。
准此，一個千古未決的著作權問題，即《招魂》的歸屬也就不難判定了。《招魂》，司馬遷認為屈原作；黃文煥認為屈原自招已魂；王逸則認為宋玉作，為屈原招魂。司馬遷撰寫《史記》時，距宋玉活動時期最近（不足200年），王逸故鄉則與宋玉的楚國故居在同一地點，兩位學者均有發言權，同時也都有不可靠處。無論屈原自招還是宋玉招屈原，都與《招魂》內容不合。《招魂》中描繪的宮廷生活規格，顯而易見只有身為帝王才能匹配，因而不存在屈原自招或被招的可能。只有當宋玉為宋王時，作者（宋玉）自招其魂也就能成立。
招人生魂是宋人傳統。宋國大夫樂祁曾説：“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楚辭·大招》中有“魂魄歸來，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的內容，而《招魂》卻絕口不談回歸荊楚。在《招魂》中，作者羅列的國名有齊、楚、秦、晉、鄭、衛、吳、蔡諸國，唯獨沒有宋國，正是宋玉將其祖國置於至高無上之處的表現。這種不提本國的作法，在春秋戰國時期屬於避諱的範圍，比如孔子編《詩經》，羅列十五國風，唯獨沒有宋國和魯國。有識者認為，孔子的祖先是宋國公族，父母是魯國的臣民，為了表示為尊者和親者避諱，所以不列宋、魯兩國。
《招魂》開篇寫道：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
主此盛德兮，牽于俗而蕪穢。
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若！
這不就是宋元王對其出走的自況嗎？
五、《史記·龜策列傳》中，博士衛平同宋元王的幾則對話，可作宋玉即宋元王的旁證。
衛平對曰：“王獨不聞玉櫝只（一作雙）雉，出於昆山，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德按：這簡直就是標榜宋玉天生為王的諛詞）。
衛平對曰：“王有德義。……（德按：宋玉在《招魂》中聲稱自己有德有義，這種自詡同衛平的恭維不無關係）
元王慨然而嘆曰：“暴得者必暴亡，強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強，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強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衛平對曰：“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強。（德按：《史記·宋微子世家》：“君偃（宋王，宋玉父親）十一年，自立為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於是諸侯皆曰桀宋。”）
這則文獻同上述對話互參，即可産生有助於本文立論的聯想。
需要指出的是，《史記·龜策列傳》將宋元王同孔子聯繫在一起，純屬一種假設，如同魯迅在其寓言故事中講孔子到上海國際飯店進餐一樣。所不同的只是後者的時間跨度更長而已。《呂氏春秋·君守》：“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于國，莫之能解，兒説弟子請往解之。”《淮南子·人間訓》高誘注：“兒説，宋大夫也。”《韓非子·外儲説左上》：“兒説，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白馬非馬的出現和稷下學派的形成均在戰國時期；《史記·龜策列傳》以宋元王同博士衛平對話為主要內容，然而春秋沒有博士的名稱，因而宋元王只能是戰國時期的宋王。戰國宋君一直稱公，只有宋君偃曾經自立為王和擁立太子為王。《戰國策》、《呂氏春秋》稱宋王偃為康王，《荀子·王霸》為獻王，全不見其為元王的記載。宋王偃立太子為王，這位太子才是宋元王唯一的人選。西元前301年，齊宣王卒，稷下學派解散，稷下先生們各尋其主，兒説弟子在此之後仕宋，正值宋元王（宋玉）在位。
四、宋玉約生於西元前327年
重溫《史記·宋微子世家》對宋國末世的記載：
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為宋君。
《竹書紀年》指出，剔成即位並非權力的自然過渡，而是採取逼宮的方式將辟公廢黜而自立。為什麼會發生子廢黜父、弟攻襲兄的事件呢？這裡涉及到先秦王朝及其諸侯國立嫡傳位的規則並由此釀成的權力糾紛。立嫡即確立嫡子。嫡子是君權唯一合法的繼承人。立嫡有兩條原則：“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也就是説，王后所生的兒子。不論人品如何，長子是無可爭議的繼承人；當君王的妾所生的兒子比王后的第一子年長時，則王后之子為繼承人。第二條原則還適用於一種非常特殊的情況。比如商帝乙的妾生了微子啟之後，晉陞為妃，再生下第二子辛（紂王），於是微子在名義上只能是辛的庶兄，辛按立嫡規則成了商朝的末代帝王。
不幸的是，上述二原則在中國王朝史上從來就沒有絕對的權威性，王位繼承權之爭也就始終是王朝政治中的一道陰影。辟公即位時，按其父、祖、曾祖的在位情況及時間估算，大約三十歲左右，無疑已成婚並至少生有一子。換言之，辟公即位之前，剔成已經出生；辟公即位後生偃。按立嫡規則，無論二子是否同母，剔成在名義上都只能算是偃的庶兄，偃才是合法的王位繼承人。辟公去世時，兄弟二人都年幼無知，子廢父和後來的弟攻兄，應當是宮廷權臣之爭的極端結果。
據此，宋玉的父親宋王偃當生於辟公三年，即辟公決定立偃為太子而剔成的擁戴者發動宮廷政變的那一年。以此類推，宋玉則生於宋王偃攻襲剔成、自立為宋君的第二年，即西元前327年。
理由有三：
一、按立嫡規則，宋玉既為太子，就必然會在宋王偃自立為君並冊封王后以後出生。二、宋王偃自立時，約41歲，距男人生育高潮期尚近。從這一年起到他自立後11年間，據《宋微子世家》記載，他先後擊敗齊楚魏三強；以皮囊盛血，懸空而射，命曰射天；同時還酗酒和淫于婦人，體現出一個男人旺盛的生命力。儘管荒淫無道，宋王偃仍活了至少八十多年（偃在位時間有43年、47年、53年三説）。這種過人的精力保證了他生子的頻率。三、有助於推測宋玉生年的參照者是楚懷王的太子橫——楚頃襄王。楚懷王同宋王偃即位於同一年, 即西元前328年。據此可知宋玉與襄王為同代人。宋玉在《諷賦》、《好色賦》、《神女賦》中，面對頃襄王毫無顧忌地談自己的隱私乃至性生活，可證二人年齡相倣。另方面，在宋玉賦和有關文獻中，楚頃襄王每每稱宋玉為先生，而宋玉也確以先生的口吻向頃襄王灌輸知識，甚至當著襄王的面追述楚懷王的男女私情，可見宋玉比楚頃襄王年長。
據《楚世家》記載，楚懷王二十七年，即西元前302年，尚為太子的楚頃襄王在秦國當人質，同一個叫“有”的秦國大夫私下鬥毆並殺了後者。這意味著太子當時已經成人，正當年少氣盛之時，應不會小于15歲，即頃襄王生年不會晚于西元前317年。這個推測同宋玉生於前327年左右可以形成合理的對應關係。
五、宋玉出生於江蘇徐州
作為宋王偃的太子，宋玉出生於宋國都城，應該説是常識性判斷。問題在於，宋王偃時，宋國都城在什麼地方呢？宋國始都商丘之南的睢陽。按三代建都習慣，都城遷徙頻繁。歷代學者認為這種頻繁的遷都，或由於政治原因，或由於軍事原因，或由於逃避自然災害，或出於資源上的考慮等等。比如商朝遷都，僅大規模的就有五次。在兵爭不已的春秋戰國時期，宋都不可能固守一城。《水經·睢水注》載，宋共公曾遷都相，其地望在今安徽濉溪縣境。《輿地誌》指出，宋共公遷都後又重新回到睢陽。這次遷徙與復歸，時在前588年至前576年之間。
宋國大城除睢陽與相之外，尚有地處東南的彭城（今徐州）。彭城不僅險要易守，而且遠離中原列強。戰國時期，宋魏為敵國。睢陽地處兩國交界附近，魏國邊界對睢陽形成了一個新月形包圍圈, 其半徑不到30公里。睢陽猶如甕中之鱉，除東遷彭城之外別無選擇。成書于戰國中晚期的《甘石星經》中，羅列有各國的轄地範圍。所轄地域或以方位劃分，或以國都或以京畿列在首位。屬於後一種情況的是：
周地，今之河南洛陽、榖城、平陰、……
吳地，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
楚地，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
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今之睢陽。
睢陽被列在宋地之末，顯然已非都城。沛距徐州不遠，二者的關係，如同南郡同楚郢都的關係一樣。《史記·六國年表》：“（韓文侯）伐宋，到彭城，執宋君。”據此可知，至遲在戰國中期，宋已遷都徐州。《甘石星經》的主要作者甘德，活動於前386年前後，這兩則文獻可以互補。宋王偃是否也建都徐州呢？《説苑·立節》為我們解決了這個問題：“宋康公（康王，即宋王偃的謚號）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趙在阿而宋屠單父，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期年，宋康公病死，……遂立槁彭山之上。”《徐州志》載徐州西郊有大彭山，可作這段引文的注腳。
楊雄《十二州箴·徐州箴》寫道：“帝癸及辛，不祗不恪，忱緬于酒，……絕其緒祚。”宋為商祚之餘緒，楊雄將宋承商祚終結于徐州，正是指出了徐州為宋亡國之君的都城。《鄭氏詩譜·商頌譜》也有類似的表述方式：“武王伐紂，封兄微子啟為宋公，代武庚為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亡。”
宋玉既然出生於徐州，何以該地沒有留下任何關於他的墓、祠、碑、碣、和傳説呢？筆者的回答是，第一，楚人東遷之後，楚王關注軍事而忽視文藝，致使楚辭在宋玉之下五十年無傳人。這使得宋玉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學上逐漸被世人淡忘。第二，楚人東遷，政治中心轉移到淮北。這片地域在宋亡前，曾為宋人所佔領。宋玉在當地的存在對於楚王也就成為潛在的威脅。歷代帝王消滅敵國後，無不將其王族發配出境，以取消其復辟的根據。如秦國滅楚，隨即將楚王族及其大姓強行安置到隴西。宋玉當然不會獲得相反的特許。第三，宋玉受封于江南，按照先秦葬俗，受封者或葬于封地，或反葬于國都。宋玉作為受封的楚臣，其葬地只能在封地或楚都二者之間進行選擇。第四，宋玉後人固然可以尋找理由將其遺骨反葬徐州，但直至楚亡，徐州一直為楚人所管轄。這窘境在整個秦漢之交都無法擺脫。宋玉反葬徐州的最佳時代是西漢前期。這一時期，漢王朝高倡孝道。西元前140年，河間王得到一部倖存的孝經獻給漢武帝。隨後魯恭王又獻在曲阜發現的古文孝經，成為孝道大興的標誌。孝道主張事死如生，宋玉反葬自然可以暢通無阻了。不巧的是，當漢朝一統天下不久，劉邦封其弟劉交為楚王，封地在彭城。西元前178年，劉交去世，謚號元王。在盛行避諱的秦漢時期，帝王名字和謚號是避諱的重點，彭城很難容納另一個元王。第五，宋玉奔楚以後，身份驟變，他已不再是宋王，楚人也不會稱他為王。宋元王與宋玉兩個不一樣的角色，也就被有意無意地分離為兩個歷史人物：宋元王的傳説通過宋人進入了《史記·龜策列傳》；宋玉的傳説通過楚人進入了《新序》、《襄陽記》。宋玉即使以宋王的身份反葬彭城，也很容易因為毫無政績而被人忽視。試問：先秦時期數以百計的帝王，能留下遺跡的又有幾人？宋君剔成和宋王偃的墓塋，楚國幾十個王陵，不都是成了歷史之謎嗎？
六、宋玉的第二故鄉在今湖北宜城
宋玉以宋國君王的身份出奔之事，僅見於前引《戰國策·趙策四》中的一段記載。這段文獻告訴我們，宋太子出奔，時值齊將攻宋、李兌執政于趙。就此列大事年表考訂其出奔的時間：
西元前299年，5月，趙武靈王立王子何為王，自號主父。秦扣押楚懷王，楚人擁立太子橫為王，即楚襄王。
西元前298年，趙國“結秦連宋”。宋王偃當在這一年或稍前立太子（玉）為王，作為連趙的政治基礎之一。秦楚交戰。
西元前296年，楚懷王卒于秦，秦人歸其喪。秦楚絕交。兒説弟子當在本年前後為宋元王解閉。
西元前295年，趙國因立何為王造成內亂，趙武靈王被圍困三月而餓死於沙丘宮。李兌執政于趙。
西元前293年，楚與秦謀和，齊愍王攻宋。
西元前292年，楚與秦通婚。
趙武靈王因為立王子何，造成內亂而死於非命，對宋王偃及其寵臣無異於敲響了喪鐘。脅迫太子離位將成為他們刻不容緩的目標。《戰國策·趙策四》鮑注以為宋太子出走是宋王偃的黨羽驅逐的結果，其見解十分中肯。宋太子出走的時間在何年何月呢？我以為就在西元前295年秋。《登徒子好色賦》寫的是宋玉奔楚後第三年的事，當時秦國大大夫在場。這個故事只有發生在前292年，楚王、宋玉、秦大夫等代表三個國家的人物湊在一處才有可能。據此反推宋玉出走當在前295年。
西元前295年，趙武靈王父子遊沙丘（今河北廣宗西北），時間當在春季。河北氣溫，古今大致相同。其冬季極端低溫─34.7度（1954年，蔚縣），夏季極端高溫43.3度（1957年，保定）都不是遊玩季節，會不會是秋天呢？也不會。《史記·趙世家》指出，趙武靈王困死沙丘宮的三個多月內，曾掏雛雀充饑。雀類的繁殖期在春夏之交，趙武靈餓死的時間不會晚于這一年的夏天。沙丘宮距彭城的直線距離只有三百多公里，這消息傳到宋國只需要幾天的功夫。宋國父子之間從相互猜疑到相互衝突直至後者出走，不會持續太長時間。
宋玉謁見楚襄王，據傳經過了友人的引薦。《襄陽耆舊記》以為是景差。因而，宋玉最初的住地，應在友人家中。宋玉始居宜城的地點，按宋玉《招魂》提供的線索，在今宜城潼口河流域。潼口河當地人叫小河，用以區別“大河”漢江。先秦時期，這條河因發源於廬戎之南境而被人稱為廬江。
《招魂》亂曰：“汨吾南征，路貫廬江。”（急匆匆南行，一路穿過廬江）由於當地漢水河床向西大幅度移動，廬江中下游將近30里河道在南朝以後被漢水兼併。宋玉出發穿過廬江，其住地當在廬江東北部的楚鄢都附近，即今宜城小河鄉東南的漢水河道之中。到了唐代，楚鄢都及宋玉故宅早已葬身魚腹。
宋玉流亡楚都後，除去在封地間或小住外，大部分時間都在楚都一帶閒居。從前295年到前278年秦軍拔郢，歷時十七年。據考，楚襄王東遷之前，郢都並不在江陵紀南城，而是在宜城楚皇城。
宋玉客居宜城的時間可分為三段。一是短暫的不遇階段，其時大約在前295年到次年。第二階段是宋玉受寵時期，其時在前293年至前286年宋滅亡時。這段時間內，宋玉是楚襄王手中的一個政治賭注。宋玉的傳世之作，大部分出自這個時期。如《風賦》、《釣賦》、《大言賦》、《小言賦》、《登徒子好色賦》、《諷賦》、《九辯》與《招魂》等。這批作品的真偽擬另文詳考。第三階段是前285年至前278年楚都淪陷之前，宋玉因失去政治價值而被冷落，但仍未離開楚都一帶。西元前293年到西元前285年間，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是宋玉的輝煌時期。宋玉被視為楚人，正是這一社會共識的自然結論。
七、宋玉約卒于西元前276年
在屈原和宋玉之後，楚辭在楚國文壇幾乎成為一個孤島。這無疑同兩個因素有關。一是楚腹地被秦軍佔領，産生和接受楚辭的語言環境消失；二是楚國文人隨襄王東遷，而東遷後的楚國關注軍事，精簡冗員。這傾向持續到楚亡，楚國詩壇從此再無名人名作。宋玉徹底落魄直至去世，當在西元前278年秦軍拔郢之後。
楚都淪陷而無法收復，是楚人數百年間第一大國恥。楚襄王由此産生的負罪感是不言而喻的。秦軍拔郢的當年，楚襄王召見有先見之明的莊辛。莊辛對襄王進行了毫不留情的訓導，事見《戰國策·楚四》：
莊辛對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
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襄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
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栗，於是乃以執圭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為莊辛數落的寵臣州侯、夏侯、鄢陵君與壽陵君，同宋玉在楚宮廷中的身份、行為和待遇如出一轍。楚襄王既然起用莊辛，這批人就必然會遭到貶斥。宋玉此時已年近五十，老之將至，他的地位急轉直下是不難設想的。宋玉唯一的出路只剩下一條：南下雲夢，在他那一隅封地打發時光。到了這步田地，宋玉的封地或許會被縮小，但不會取消。這位對楚國政治已經既無用也無害的傳奇人物的繼續存在，有利於列國確認楚國對外政策的可靠。這也正是楚國對待亡國之君的傳統處置方式。同時，一度幾乎亡國的楚襄王，會不會産生一種惺惺惜惺惺的惻隱之心呢？
西元前280年和277年，秦軍兩度佔領黔中郡，宋玉在湖南臨澧的封地曾併入秦國的版圖。西元前276年，楚人收復黔中郡。宋玉大約在這一年從楚都陳郢來到他的封地。在這個戰亂後的異國他鄉，萬念俱灰的宋玉結束了他大起大落的一生，時年約51歲。
通覽宋玉的詩賦，除《九辯》之外，幾乎沒有一篇特別深沉老辣的作品，這正是宋玉中年夭折的一條有力的內證。如果宋玉蟄居臨澧的時間較長，他就會留下兩項遺産。一是有關當地的詩文，一是他在澧水一帶留下的足跡，可惜的是一無所有。在澧水中游大庸縣南三十里外，有一座壁立千仞的天門山，三國時，東吳孫休認為山形嘉祥，將武陵郡劃出四縣，以山命名，叫做天門郡，臨澧即屬該郡。這一帶風景如畫，距宋玉封地不遠，然而詩人卻同它完全無涉。唐代僧人齊已《題天門山》嘆道：
可憐宋玉多才思，不見天門十二峰！
八、宋玉始葬湖南臨澧
宋玉的葬地，隋唐以前的記載有兩處。其一為湖北宜城,始見於東晉習鑿齒《襄陽耆舊記》；其二為湖南臨澧，始見於南朝人的《黃花魚兒歌》。《襄陽耆舊記》唯“故宜城有宋玉冢”這麼一句話，再無任何補充説明。這句話也就成了宋玉葬地蓋棺論定的結論。第二個記載屬於間接記載。其詩曰：“年年四月菜花黃，黃花魚兒朝宋王。花開魚兒來，花謝魚兒去。只道朝宋王，誰知朝宋玉。”清代《安福縣（臨澧縣）志》指出，楚大夫宋玉墓，在縣東二十里浴溪河南岸，即臨澧長樂鄉間，有墓碑，人稱宋玉墳。由於墓碑上的玉字無點，被認為是宋王墓。《黃花魚兒歌》旨在申明宋王即宋玉。宋王墳會不會是南朝劉宋時期某個封君的墓塋呢？不會。查《宋書》諸王傳，唯宋明帝第九子劉讚曾封于沅水流域和澧水上游一帶的武陵郡，號稱武陵王。據《宋書·州郡志》記載，自宋明帝泰始三年起，地處澧水下游的臨澧縣一直屬天門郡。武陵王生於泰始六年，當他受封時，武陵郡治在今沅水下游的常德市，同臨澧無關。《黃花魚兒歌》同宋玉葬地的聯繫由於缺乏直接性，一向為人忽視。我認為，這個被忽視了地方，正是宋玉的始葬之處。理由如次：
一、宋玉在《小言賦》中指出他受賜于雲夢之田。這賜封處的地望，《諷賦》為我們提供了種種線索。現摘錄如下：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玉休還，王問玉曰：“出愛主人之女，不亦薄乎？”玉曰：“臣嘗出行，正值主人門開，獨有主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于蘭房之室，止臣其中。為臣炊雕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為臣歌曰：“內怵惕兮徂玉床，橫自陳兮君之旁，君不禦兮妾誰怨？曰將至兮下黃泉。”
宋玉休歸，不可能留在郢都，更不可能返回彭城，只會前往封地。宋玉封地附近那位多情女郎所做的“雕胡之飯”和“露葵之羹”，顯然是當地特産。雕胡是菰米的別名，漢代以前叫苽。這種糧食作物類似于蒿草之類的淺水生植物，其莖的膨脹處可作蔬菜，南方人叫茭白，《本草綱目》：“菰本作苽，茭草也。其中生菌如瓜形可食，故謂之苽。其米須霜雕時採之，故謂之雕苽，或訛為雕胡，枚乘《七發》謂之安胡。”《周禮·大宰》中的九谷，鄭玄按前朝或當時人的標準進行排列，其先後順序是黍、稷、粱、稻、麻、大豆、小豆、小麥、苽。苽和舶來品小麥排在最次要的位置，既反映出先秦經典重北輕南的價值觀，又印證了苽非中原所産。雕胡是楚地苗民的主食。楚苗在漢代以前，主要分佈在今洞庭湖至鄱陽湖一帶。漢代枚乘《七發》雲：“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輟而散。”露葵，即冬葵。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卷三》：“冬葵，本經上品，為百菜之主，江西，湖南皆種之。湖南呼葵菜，亦日冬寒菜。”《本草綱目·十六草·五葵》：“古人採葵必待露解，故曰露葵。”露葵是趁鮮吃的菜，那麼宋玉休歸之封地就在它的産地之內。宋玉平生同江西毫無關係，這封地非湖南莫屬。《諷賦》中有蘭房一詞。蘭房泛指女人的閨房，它的本義，《辭源》以為當指蘭香氤氳的精舍。湖南澧水一帶正好盛産蘭花。《九歌》曰：“沅有芷兮澧有蘭。”《諷賦》中的主人之女主動邀宋玉私通，這在當時的中原地區直至楚都一帶絕少有這種公開而大膽的越禮行為。《天問》中對鬥伯比和雲阝公之女私通已有微辭，表明瞭楚國官方的道德標準。不過在楚苗地區，這標準並不適用。直到近代，湘西北一帶男女情愛的開放仍比較自由。宋玉留下的這則風流韻事可證其封地在洞庭湖畔這個當時的楚苗居住區。
二、宋玉墓在臨澧，歷代不乏有關記載。唐代詩人李群玉為了辨明臨澧宋王墓碑的歸屬，曾作詩指出：“雨蝕玉文旁設點，至今錯認宋王墳。”（德按：李群玉並不知宋王即宋玉）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七十：“宋玉城，在澧陽縣（今澧縣）南六十里長樂鄉，有宋玉廟。”清代梁紹壬《兩般秋庵隨筆》卷三：“有客至澧州，見宋氏家牒，言宋玉，字子淵，號鹿溪子。”鹿溪，當為《直隸澧州志》和清《安福縣誌》所謂的浴溪（宋玉墳所在地）的正名。鹿、浴同屬需部，中原上古音韻，鹿為來屋切；浴為余屋切；湘北方言中，此二字同音同聲。鹿溪的名稱很可能因鹿這一古代的主要獵物在當地絕種而訛變。明代歸有光輯評的宋玉著作名叫《鹿溪子》，也可為宋玉終老于臨澧作一旁證。
三、臨澧一帶依山傍湖，是楚王田獵的基地。《招魂》亂辭寫出了宋玉隨楚王到這裡田獵的線路：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路貫廬江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皋蘭被徑兮／斯路漸／魂兮歸來／哀江南！
“趨夢”即前往夢澤，夢澤在長江之南益陽之北，臨澧當其西緣。“蘭被徑”指澧水下游蘭花盛開路旁。“斯路漸”（這路將被水淹）描述田獵結束處，澤畔的春水已漲到了路邊。楚王在田獵處劃出封地，有利於田獵的安全和順利,也有利於王權的輻射。臨澧地區作為田獵的終點或要衝，特別適合於安插封地。據湖南省博物館1978年的考古調查，證實臨澧新安鄉泮臺古城堤楚城遺址很可能是春秋至戰國中期楚國的一個貴族封地。其範圍有數十萬平方米。另據該館1979年底發掘調查，臨澧九澧的楚墓群縱橫15公里，可見的封土堆近百個。其中有底徑60－100米的大封土堆二十個，是目前湖南境內最大的楚墓群。1980年，該館清理的其中一座大型楚墓，是目前發掘的最大的楚墓之一，下葬時間比屈宋時代稍早。據推斷，這個古墓群是楚國一個封君的家族墓地。
九、宋玉返葬湖北宜城
按照先秦和漢代的葬俗，受封者以下五世都反葬于國都。比如姜太公封在營丘（山東臨淄）,他家族的五世子孫，全都到周地下葬。宋玉死後，作為楚國朝臣，本應反葬楚都，無奈宜城郢都已被秦人佔領；新建的淮陽楚都（陳郢）又同宋玉的官宦生涯無關，因而，宋玉反葬只能延宕到漢代。宋玉反葬宜城，有兩點需要説明。第一，臨澧留有衣冠冢，即後世所謂的宋玉墳。第二，返葬處並不在清代《宜城縣誌》所説的城南三里的臘樹園。
我們不妨再讀一讀習鑿齒《襄陽記》中關於宋玉墓葬的記載：“故宜城有宋玉冢。”故宜城不等於宜城，更不等於今宜城。故宜城即楚鄢城，漢惠帝改名為宜城並沿用到東晉，南朝劉宋初期正式廢除。故宜城至襄陽一帶是東晉與前秦軍事對峙的前沿地。西元378年，符堅攻陷襄陽。東晉宜城的廢除，當始於這一年。符堅攻陷襄陽後，曾造訪習鑿齒。六年之後習氏去世時，襄宜一帶仍掌握在前秦人的手中。習鑿齒因足疾閒居故里，《襄陽記》只有寫于這一時期，“故宜城”的説法才能成立。故宜城廢除的一個更實際的原因，是由於漢水改道所致。據考證，原本在漢水西岸的故宜城，隨著河床的變遷，今人只能在今宜城縣境內的漢水東岸下峰寺至李家洲一帶的沙灘或河水之中，去感受這個無影無蹤的城池了。故宜城的消失是由於漢水一次性的氾濫所致還是河岸不斷崩陷的結果，不得而知。可以確定的是，到了南朝劉宋時期，故宜城已經名存實亡了。到了唐代，宜城重新建制時，縣城遷至故宜城北部的大堤城，不過好景不長，到了北宋時期，大堤城重蹈覆轍，像故宜城一樣為江流吞沒。從南宋起，宜城南遷，從此不再變更，這個宜城就是今宜城縣城關鎮，也是清代《宜城縣誌》中的宜城。顯然，宜城宋玉冢因為城址的變動曾有過相應的遷移。宋玉反葬處，即習氏所記的宋玉冢，當在故宜城城南，即今漢水西岸羅家河至東岸李家洲的漢水河床之中。羅家河以南的古墓群可作旁證。故宜城廢後，宋玉冢可能遷至大堤城城郊，南宋時期再遷至今宜城城關鎮南郊的臘樹園。1966年爆發文化大革命，臘樹園宋玉冢被夷為平地。掘墓人還不罷休，又挖地三尺，將墓室徹底摧毀。據目擊者稱，裏面沒有宋玉的遺骨，只有鹿角和陶罐等明器。當筆者撰寫本文之前，前往當地考察，只能面對農家的墻面、豬圈和廁所上殘存的幾何紋墓磚，去追思這位被咏嘆了幾十個世紀的文學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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