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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不同的時期和地域，藝術批評的性質、類型和作用也許並不完全一致。十八世紀法國批評家狄德羅的藝術批評多發表于歐洲貴族閱讀刊物《文學通訊》，參與了一種新的“公共領域”的建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批評家們的“集團批評”和“編輯批評”從實踐層面極其有力地促進了當時現代藝術的發展。與藝術家們相比，他們甚至更是站在時代的最前沿，影響了藝術的進程。在目前的當代藝術領域中，商業對批評來帶的衝擊並不比對藝術創作的衝擊小，因此，有必要對藝術批評和批評家進行不同的分類。在我看來，學術化的批評是最需要的，因為它們最能代表藝術的獨立精神，同時，從事這些批評的批評家也需要更長時間和更嚴格的專業訓練，唯有如此，“學術”一詞才有其可能。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來，隨著文化和藝術狀況、方式的轉變，作為大眾傳播的新聞批評也有其價值。尤其在今天，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發現主導當代藝術發展的力量中，“市場”和“傳媒”扮演了多麼重要的角色。因此，關於批評，當下的一個重要議題應該是“當代社會與文化情境中的藝術批評”。那麼，就需要分別看待，用商業價值看待學術批評或用學術標準看待大眾媒體批評都是偏頗的。
實際上，按照資本自身的邏輯，商業評論和新聞評論在質和量上的提高並不是難事，只要市場邏輯依然存在，它們就將自發的成長起來。然而，自足的、更專業的批評卻並非是由市場所決定的，它可能需要象牙塔中的冷靜和寂寞。這一點，恰恰與當代中國社會的價值取向背道而馳：“教育”本身如果都走向“産業化”的話，那“象牙塔”無疑是紙上談兵。因此，捍衛批評並不是指一般性的商業評論和媒體新聞評論，也不是指一般評論家就事論事的表態。這種批評並不一定與藝術家的創作發生直接的關聯，它的發生和發展邏輯可能更多地體現在批評自身自足的上下文關係中。因此，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功底深厚的美術史家的散文甚至比一般批評家費時良久的術語堆砌更加準確和有穿透力。單純地強調理論方法的建設並不是批評的發展之道。譬如，“形式主義”的批評方法，我們二十年前就已經在抱怨對其知之甚少，二十年後的今天，對它的中文介紹已經比較豐富，但依然很少有批評家利用這種方法從事批評的寫作。原因很簡單，這種方法並不適用於中國三十年來的藝術實踐。那麼，唯有將藝術的現狀與發展與具體的現實語境結合起來，理論便會在中國藝術史的自身脈絡中發生變異，倘若這種變異的發生是與現實語境相協調的，那麼，優秀的批評實踐和批評方法自會從中産生。
從今天的批評現狀來看，它對藝術事件和現實的實際影響力確實正在減少，但這也許並非是一件真正悲哀的事情。真正的令人沮喪的事情卻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首先，今天的藝術批評家依然沿著八十年代的批評家前輩的基本理念在工作，企圖以批評寫作來干預藝術實踐，甚至改變藝術界秩序，最終手握“重權”；其次，部分的批評家將自己的工作完全放到理論翻譯上，如果我們僅僅滿足於對它們的全面介紹和了解，那目的是什麼？“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誠然不錯，然而，“石”是它山的，“玉”卻是本山的，這些理論並不難絲絲入扣地完全適合中國的藝術現實。何況，西方的藝術理論有它自身的發展脈絡，並且時時更新，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盡也，我們的翻譯也將苦海無涯，這些理論譯本的最終用途在哪？
眼下的批評界，真正活躍的可能是出生於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的這一代批評家（並不絕對）。他們正在以一種積極的姿態介入到當代藝術批評中。眾多的藝術機構都在努力推動新批評的發展和新批評家的涌現。然而，有一種現象是青年批評家對一些問題的反思，有時甚至是充滿火藥味的，據説，他們部分地繼承了“罵派”傳統，顯得比較“生猛”。這個現象可以分成兩方面看待。第一，他們表現出了一種積極的、富有批判性，甚至破壞性的力量，對於藝術創作和藝術批評自身而言，展開批評是極其必要的。第二，這些批評中偶爾也會有一些過於衝動的做法，難怪一些年長的藝術家認為年輕人是在拿他們開刀。就其結果看來，同樣有兩方面值得思考。第一，年輕所帶來的活力。今天，我們有時候會覺得當代藝術創作相對上個世紀而言，在某些方面顯得沉寂而缺乏創造力，很多人都為著自己的目的在“操作”，整個藝術界“一團和氣”，各色展覽開幕式和大大小小的會議上唯見“彈冠相慶”的喜氣洋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有點過火的批評實際上是具有刺激作用的，而且也有其合理性。第二，充滿火藥味的批判有時也處於名聲和資本的支配之下，有些批判可能正是出於一種慾望使然。靠批“大腕”而一夜成名的現象也有值得反思的一面。藝術批評的這種生成和發展邏輯與八十年代的藝術批評相當接近：干預和改變藝術實踐，掌握某種話語權力（包括實際權力、名聲和所謂“責任感”在內）。
“失語”未必是壞事，然而批評卻也需要捍衛，但捍衛的對象並不是沿著既有權力爭奪邏輯的批評，也不是完全譯介西方理論的批評，更不是商業和新聞評論。需要捍衛的批評，它僅僅是對批評史負責，對本土學術內部的生産負責。批評家應該更多地放棄實際權力，回到“寫作者”的位置。如果批評家們依然企圖握著那些實際的權力不放，那他一定將轉變為藝術生産鏈條中的一環，絕難達到辨識廬山真面目的目的。因此，如果藝術批評能將建立在本土邏輯之上的批評史自身推進一步，便是值得捍衛的。儘管這樣的批評相當稀缺，但它是需要的，也是值得捍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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