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_劉鵬飛
近年來，藝術介入社會是一個熱門話題，隨著藝術觀念的轉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當代藝術家已經不再局限于“純藝術圈”的白盒子空間，開始走向廣闊的社會生活，他們以人文關懷、治愈社會為己任，參與到各種藝術化的社會介入中。
在藝術介入社會生活的過程中，地方的文化建設成為了一個矚目的焦點。隨著全球城市化、現代化的浪潮不斷升級，夾雜著歷史遺跡和地方特色文化的日漸消弭，近年來，在國家及地方政府對藝術賦能鄉村振興以及對文旅産業的推動作用的背景下，涌現了很多具有藝術介入社會生活的形態，比如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大地藝術節、藝術鄉建、各種城鄉景觀升級改造，以及更偏于參與式藝術的各種小型駐地藝術活動。
貴州羊蹬計劃中的“木匠合作社”
同時在這一過程中，藝術自身的邊界呈現出不斷外延和內收的一個動態過程，一方面藝術不斷融入社會生活，與各行業産生碰撞，激發出各種可能性，主動或被動地成為社會生産的一種驅動力，體現出藝術邊界的外延；另一方面，一部分冷靜的藝術家和從業者對藝術社會化始終保持審慎地觀察與批判性思考，警惕藝術徹底淪為社會資本的工具和裝飾門面，在社會實踐中不斷思考辨析藝術獨特的價值，不斷厘清與社會生活適合的距離與位置。
正如法國社會攝影家卡裏姆（Karim KAL）所言：藝術只是開啟這樣一個社會溝通的契機。藝術不是從理論或觀念上解釋社會，也不是為社會問題尋找一種解決方案，而是持續開啟社會開放性和自由性的契機。
在觀察與反思中，很多藝術從業者也逐漸發現了當下一些在地藝術活動的問題，中國地域遼闊，富裕省份和貧困地區、南方與北方、東部與西部、城鎮與鄉村都極為不同，很難套用一種固定模式開啟地方文化活動，即使國外比較成型的大地藝術節，也並非完全適合我國國情，我們不能僅僅看到某些大型藝術節對地方文旅産業經濟效益在短期內的明顯的促進作用，我們更要從多主體維度，長時間線去考察藝術活動對當地的影響。
如果從業者不深入調研鄉土資源，不融入當地社區的情況下，一味追求活動規模，追求短期流量變現和經濟效益，容易催生鄉村迪斯尼樂園現象，即過度商業化問題，其無根、膚淺的文化IP打造只能成為一種平庸的地方商業文化符號，進一步導致對地方鄉土原有文脈景觀、人情秩序的消解，徹底喪失原有的地方特色。而藝術家也喪失了對地方文化獨有的感知力和判斷力，成為了某些地方開發的美容化粧師和修圖師。
因此，在這部分藝術家看來，在地藝術創作不僅需要藝術自律，也需要對於地方有更深入的理解，在一般人看來“地方”就是指某一個特定行政地區，以及這片行政區內規制的人與事。
“地方音景：蘇州的聲音地理”項目的田野錄音，2020年
但在學者和藝術家看來，地方顯然不是一個固化的行政概念，著名策展人歐寧引用了人類學家Marc Auge對“地方”(Place)的三個基本特徵：具有認同感(identical)，能産生人與人的關係(relational)和歷史性(historical)。他將那些千篇一律、毫無個性、與周圍隔絕、不能給人在地感和歷史感的地方稱為“非地方”。藝術家的地方認知是對地方的地理生態、風物遺存、歷史記憶、當地人與地的關係等綜合體驗，地方再造也不是單一視覺化的呈現，地方是一本厚重的大書，需要不斷被書寫、被打開和重塑的過程。學者Fred Kent認為地方營造（placemaking）是指把一個你只想快速穿過的社區、鄉鎮或城市變成一個你不想離開的地方。
相比大型活動與地方政府或大企業的強關聯，參與式藝術家與權力與資本呈現弱連接。近年來，他們在很多中小城市和鄉鎮地區生成了很多富於探索意味的駐地創作和小型藝術節，從業者深入挖掘被現代性遮蔽的地方性知識、以溫和平等的交流方式與地方機構與社區居民産生更多互動合作，再通過低物質成本的藝術創意表達方式，從而在激活地方記憶、地方想像力，重塑地方文化方面起到潤物細無聲地推動作用。
由方志傳統延展出的地方敘事
在眾多的駐地的創作組織中，“方志小説聯合駐地計劃”是一個既有代表性又比較特別的藝術小組。
中國的在地藝術創作，多參考西方人類學、社會學的方式，但“方志小説聯合駐地計劃”卻借用了古代方志的概念，方志既有風俗、物産、輿地的詳備的地方知識資料，又夾雜著地方閭巷雜文隱逸傳説，其內容之廣博，考備之周細，均令人稱奇。
“ 方志小説聯合駐地計劃”發起人芬雷強調方志小説的兩種地方經驗：⽅志記實，關乎現場經驗，⼩説寫虛，關乎想像曆險，⽽⽅志⼩説將兩者雜糅，意在虛實並⽤，彼此激發，開啟實驗性的在地協作。由一實一虛兩種敘事角度，方志小説打開了地方文脈與想像力的空間。
地方的現場體驗、遊走與地方文獻、口述史的挖掘是方志小説的突出特色。方志小説一方面延續了古代方志的傳統，一方面也跳脫出傳統，通過聯合駐地寫作，以外來藝術家的鮮活在場體驗伴隨當地人的個人與集體記憶的激活，通過微小的工作實踐，共同編撰地方“新文獻”，促進地方的文化價值認同。
方志小説組織藝術家去地方調研考察
安徽碧⼭展覽，2018年
方志小説創作小組現實的工作並不局限于文學寫作，在小組成員構成中，包含了人類學、社會學、藝術、紀錄片影像、戲劇等學者和藝術家。從2017-2023年，方志小説創作小組走過了浙江⽯倉、貴州地捫、雲南翁基、廈⻔後⽥、東莞新基、廈⻔沙坡尾、浙江溫州泰順徐岙底、⼴州新造、福建泉州、河南焦作修武縣… 每一個地方，他們都會通過前期資料採集、現場考察、行走、駐地分享會，團聊等方式，發現地方的獨特之處，探尋其背後隱蔽的軌跡和價值鏈，最終形成某種形式表達，例如廣東順德以美食為主題探尋其中的地理文化生成路徑；在西安吉祥村，探討城中村和旅店的社區公共關係的表達方式；在福州梁厝，考察當地植物的知識記憶與當地居民日常生活的關係。
方志小説駐地寫作聯展-廈門站，策展人：余雨萍，2019年
廈門沙坡尾是著名的網紅打卡點，避風塢是廈門唯一的漁船避風港，在這裡，藝術家避開消費景觀化的浮表，受當地漁民的啟發，使用“用漁法書寫現實”，抽絲剝繭般不斷深入地方情境，在現實的路徑分支出個人經驗，以此為錨點，逐漸展示被遮蔽的當地歷史和個人表達。
《似虹之書》信件、照片、碎片 尺寸不限 2019—2020
藝術家朱湘駐地走訪了一家舊書店，發現了一位沙坡尾本地女士似虹的大量舊書信，書信裏夾雜著一位廈門大聲裏的男士寄給她的情書，在幽閉的個體記述和回憶中，藝術家感受到個人視角下的地方敘事的魅力，由此朱湘順著書信地址走訪了似虹和男士生活的地區，對兩片區的歷史和當下做了深入細緻的城市文獻考古，並以當地疍民族群的歷史記憶賦予了女主人公虛構的身份和經歷，最終集結成《似虹之書》的文本與影像，包含遺物、海島、城市符號、討海人、信仰、信件、一座未命名的城市共七個章節，伴隨著閩南話、客家話、廣府話、潮汕話的陳述，作品從細微處勾勒出廈門當地的時代變遷和地方空間被忽略的變化，個體情感和記憶留存和消失。
方志小説與當地文化機構在成都桐梓林社區發起的工作坊
成都的桐梓林社區接近於成都人對大都市的想像，這裡既有早期的富人區，也有古早的理髮店、修鞋鋪、唱片店等街邊小店，具有現代性及地方特色混雜的特徵。方志小説與當地機構在這裡發起了 “白話龍門陣”工作坊，依循成都人熟悉的聊天方式，從講故事這一古老的媒介中探尋社區連接的可能性。 同時發起者以策展的思維引導社區居民不局限于社區規劃或街道治理等現實問題去展開討論，而是多了個體與個體、個體與集體，舊與新的地方記憶與情感連結。活動期間，他們開展了講故事的人、有故事的菜、小小故事迷，詩歌工坊等活動，社區居民的參與程度也超乎他們的想像，很多居民和孩子不僅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寫作、插圖，甚至主動發起工作坊，成為社區藝術主動的參與者和創建者。
方志小説的開放性還體現在古代“待志”傳統延展出的概念，即展現地方歷史與未來之間對話、協商的框架與途徑，待其時、待其人。今年方志小説計劃在河南信陽長期駐紮，與TBB社區建築與⽂化季合作推出“方志小説工作棧”，邀請各地藝術家駐留創作，同時為他們做長期檔案記錄。在工作方向上，方志小説除了地方調研、梳理和展覽，未來更致⼒于地⽅共益，營造在地⼯作的創意社群。芬雷在河南調研過程中發現了很多地方創意的需求，比如河南固始縣的三河尖鎮，當地柳筐非常有名，可以暢銷到歐美地區，但近年也受到了市場競爭的擠壓，所以對於柳筐的設計需求比較迫切，芬雷設想邀請設計師來到工作棧進駐留設計柳筐樣品，設計師可以從被市場選中的産品訂單中分成，未被選中的可以在展覽中呈現，公司和政府負責推廣，幾方力量相互協作，共同推進地方文化和實體業務的落地。
海島家園修復計劃
如果説方志小説以個體/群體、外來者/當地人協同創作的“新方志”觸發地方敘事的展開，那麼藝術家翁奮則是圍繞鄉村家園意識開啟了海島地方敘事。
翁奮的攝影《騎墻》系列
翁奮早期的觀念攝影《騎墻》《消逝的風景》以揭示中國城鄉現代化轉型背景下當代人的生存境遇與心理變遷而聞名。近年來，翁奮對自己的家鄉——海南文昌地區的拆遷安置導致的當地鄉民被切斷與祖輩生養之地的聯繫、家族星散、無處靠岸的心理漂泊等問題觸動很深，由此他花費數年時間深入研究了海島鄉村的家族血脈、土地保障、生存安全、永續發展、神性信仰、鄉規民約、教育傳承的七大問題，在此基礎上，翁奮希望以藝術方式梳理和呈現泰山村（為主體的）鄉村家園歷史文化生活，推動村民以“藝術生活”在新聚落中重建新鄉村家園與文化。
秦山村植物茶園
2022年，翁奮將他的思考與研究付諸於實踐，開始實施他的“藝術屋-群島計劃”，該計劃落地的第一個空間是“秦山村植物茶園”。 藝術家在文昌泰山村的安置區的公共空地上仿製當地村民田間的“安全屋”搭建了七八座吊腳木屋，屋外木墻上印製著翁奮拍攝的村民影像。木屋之間相互聯通，地板鋪有涼蓆，人可在其中穿行坐臥，墻內壁格、木桌和地面上置入海石，木屋週邊栽種著各色植物。翁奮的“秦山村植物茶園”可以看做在現代鄉村規劃理念下的“新聚落”裏內置的一個微小的海島原鄉烏托邦。
茶園木屋中的一草一木一石都來自老泰山村，對於大大小小的海石，翁奮特別強調：“祖屋墻壁裏的“海石頭”——如“祖先化石”般——隱喻和象徵著我們對於早期福建祖先“衣冠南遷”血脈傳承的傳統家園譜係的繼承。”
訪客及當地村民交流
翁奮與當地村民交流
翁奮打造的茶園首先是一個鄉村公共交流空間，泰山村和前進村村民都可以自由在茶園裏使用現有設備沖泡奶茶、咖啡，在茶園喝茶聊天，也可以帶外村外地朋友一起到茶園喝茶聊天。
當下參與式、關係美學的地方實踐很多，但很少有人能真正實施多主體聯動的藝術實踐，尤其將當地人的意見納入到實踐中。翁奮受到法國哲學家朗西埃的歧感美學的影響，他所倡導茶園交流不是單向度的傳播和淺層的交流，而是形成“岐感-共振”狀態，即容納鄉村多主體的“意見多元”的對立、衝突與協商。
下圖是秦山村植物茶園原址，因有村民不願意看到石頭，經過大家協商後搬遷到上圖顯示的村中心公共區域，周圍建築是未來商鋪，離最近住屋50米。
儘管有很多居民和外來客人非常喜愛這組“茶園木屋”，感受到翁奮所倡導的海島鄉村家園的宗族血緣共同體和遊—居的價值意義，但也有一些村民的對此表達了不同意見，茶園木屋剛落成時，有的村民不喜歡那些海石，亦不希望木屋建在自己屋子旁邊，翁奮就將木屋搬遷到更為適合的公共空地；有的村民覺得木屋門口太矮，他就將木屋的門口擴展，方便村裏的老人出入。有一段時間，木屋周邊的花草被人破壞，他並沒有安裝攝像頭或貼出警告，只是默默將花草復位，再破壞就再復位，反覆多次後，就沒有再發生此類事件。當地有領導與村民溝通不暢，會抱怨村民好麻煩，翁奮就勸解他反思自己的工作方式，以更為尊重的態度對待村民。
茶園計劃推出後，受到了很多當地人和外界的關注，翁奮也計劃和其他機構合作繼續啟動以鄉村家園歷史文化生活以及鄉村教育傳承為主題的“泰山村藝術博物館”“知識藥店”等下一步計劃。
翁奮與訪客和村民在一起
翁奮與孩子們在一起
翁奮以藝術家獨特的輕鬆柔和、開放包容的微小藝術實踐慢慢潤澤當地失去原鄉家園的村民和外來訪客，讓他們逐漸感受到“鄉村家園”的價值與意義，消弭現代性所帶來的人的虛空感，漂泊感，由此喚醒新村民的“祖靈信仰”與創建“鄉村家園”的文化意識，由此也開啟了一種新型文化意義的鄉村地方實踐。
除此之外，近年來還有很多類似的參與式地方藝術實踐案例，例如藝術家焦興濤和學者陳曉陽的地方項目，參見筆者的採訪文章《焦興濤談羊磴計劃——重建藝術與生活的連接》《角櫃計劃——一位人類學者眼中的鄉村振興》。
從以上案例中，我們能感受到新一代輕介入參與式類型的藝術家的特徵，他們對全球化和現代化進程的時代背景有著清醒的文化認知與自覺意識，同時他們明晰藝術家的角色定位和能力界限，以及藝術與社會的邊界。不同於宏大、快速和景觀化的地方建設方式，藝術家們以微小、富於特色和參與式的藝術實踐，逐漸吸引本地和外來者去共同參與地方實踐，形成多主體的聯動，由此打開了不同維度的地方文化空間和問題價值，促使更多人去深入思考地方的生態、土地、關係、勞動與生活的原鄉價值與實踐現代性多元渠道的可能性，從而為地方文化價值重塑提供了新的契機。
同時，參與式在地藝術在中國起步較晚，地方的情況非常複雜，參與式藝術活動在與多主體溝通、多主體內驅動力、藝術內容與形式創新，長期運營等方向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是大眾對參與式藝術、在地藝術的理解和長期認同上是關鍵所在，正如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副教授周子書所言：“對於社會設計而言，敘事的本質是要把設計師對“系統性的空間想像”轉化成大眾能理解的' 價值話語體系'。大眾往往關心的是價值部分。”這些需要從業者更多的努力，需要社會各界與在地藝術從業者彼此的信任以及社會各方力量的廣泛參與，未來才能使在地藝術與地方文化建設更好地協同發展。
(本文部分內容藝術家來自芬雷、翁奮的採訪，圖片由藝術家芬雷、翁奮、歐寧、焦興濤授權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