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年流水

　　這些字寫得很彆扭，遠不如在布上亂涂痛快。可印書還必須得有字，人們除了看畫，還特想知道這傢夥在想些什麼及一切與其有關的瑣事，好像只有這樣才完整的讀懂了一個畫家。這已是慣例，我也不例外，想來想去把那些陳年老醋的破事列成題綱，既省事也好讓大家一目了然的從中找到一些子卯丑牛來好完事。

　　1963年初秋我生於上海，別的至今仍不清楚。

　　1964年秋，我被現在的父親抱到太行山的一個山村。當時的山村很小，隨便在哪個旮旯打個噴嚏，全村都能聽見。我養父是用馱驢糞的筐把我從縣城翻山越嶺運回“家”的，從此身份和命運作了新的安排。

　　1965年至1967年1月，現在想起來這段時光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日子。養父母沒有自己的孩子，我上邊有一個大姐，下邊一個小妹，姐弟三人全是客串的。作為家裏唯一的男孩，又是從南邊很遠的那個大都市裏領來的，被珍愛的程度可想而知，但土生土長作過幾年小學教師的父親卻非常嚴厲。有件小事至今仍記得很清楚：一次我不小心碎了只碗，當時的我可能認為天都快塌下來了，鑽到炕洞裏躲到天黑，經母親再三向父親解釋得到特赦後，我才戰戰兢兢爬出來。這種膽小如鼠的德性保持到至今。因此一生中英雄壯舉與我無關，幹壞事也與我無緣。至今也只能邪惡地在心裏想些壞事過癮而已。

　　1967年11月，也許命運早已安排好了。這年初冬，在鄰縣農村的外婆家裏，我突然身患感冒，繼而高燒不退，在邯鄲市的一家醫院裏40多天治療的收穫是：步步接近墳墓。同時被高燒、敗血症、肺氣腫、化膿性關節炎、胃功能失調五種疾病折磨，死神每天在床邊跳著勾魂的舞蹈。看不到希望的父母在我再三的請求下，幾乎不帶任何幻想帶我進京求醫。年底我住進北京兒童醫院，當時剛滿4周歲，體重7.5公斤，全科醫生，護士不喊名字，一提瘦孩便知是誰。

　　1968年春，奇跡出現了，五種疾病基本痊癒，生命已基本保住。當醫生試圖把我從床上扶起來時，發現我的右腿髖關節已被膿胞壞死，命運此時徹底向我抖露清楚：此人將一生與殘疾為伍。6月份全副石膏“武裝”的我，被帶回太行山老家靜養。白天望著屋樑上的馬蜂飛舞，晚上聽著小街上鑼鼓亂叫，父母的神情變得恍恍忽忽，我的性格開始走向扭曲，變得病態般的敏感。當時雖不懂孤獨二字，但身邊的掃帚疙瘩日子長了就成了交流的夥伴。可能畫畫的靈感和願望從此産生。

　　1969年初，拆掉石膏，我 在學習一瘸一拐走路的同時走進了學校。也許是當時的社會原因，老師發給我的第一本書是小學二年級課本，學生生涯便從二年級開始了。新生活的開始，不等於快樂。入學的第二天，不知出於什麼靈感，用一張白紙，按在他老人家的像上有模有樣的畫了下來。望著自己第一幅作品，還沒有來及得意，回去就被父親無名的胖揍了一頓，及至很快發生了隨後幾天的事情，那日中午，母親因幾天前剛從公社“革委會”專政後被抬回來，躺在炕上不能動，她囑咐我守在身邊別到門口去，可外邊很熱鬧，人喊鑼叫的，好奇心還是讓我找機會溜了出去，看到了一幕那個年齡不應看到的情景：一個人頭戴著尖尖的帽子，脖子上挂著一塊大木板，頭被後面的人按得低低的，被人群衝擁著向前滾去，周圍大人孩子狂叫著。突然感到那個人應是我的父親——就人類而言，一個孩子最直接最具力量的堡壘是父母的懷抱，可當他目睹這個神聖庇護的尊嚴被同類欺淩和宰割時，那種孤獨無助不亞於世界的毀滅，這是文明人區別於其他有生命之畜牲的高明地方，它能讓一個脆弱的心靈從此走向極端，這個靈魂對世界毀滅的含義理解是任何成人階段所不能比擬的。狂亂的人們過去後我便癱坐在大門的後邊……

　　1970年至1974年，政治形勢的緩解，家裏也開始正常了一些。但生活的品質還是處在高壓政策下，物質和精神的貧泛使我們的孩童時代，既有親近泥土的歡樂，又有為了一點可口的吃食安慰永遠處於饑餓狀態下的肚皮，而變得齷齪與野蠻，個中辛酸與苦難同時領嘗，但特殊的愛好使我在畫的爪哇國裏暫時忘記了身邊的倒楣歲月。

　　1975年至1978年夏，中學讀的還算平靜，雖然貧下中農管理學校使我上高中很費了一番週折，但總算讀完了中學。對畫畫酷愛得到的回報是：從初中到高中負責全校跟美術沾邊的一切活動。在一邊學農、一邊學工、一邊上課的過程中，胡亂填寫著那片不整齊的“青春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