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歲出頭、在海軍服役的那三年，我還真幹了不少事兒。除了寫過十首詩、幾篇小説、一大堆情書，還利用通信做了一系列的海外畫家採訪。主要是當兵的日子太無聊，無論是駐防金門，或隨著運補艦在海上漂泊。
我一直以為，這些在《幼獅文藝》連載了一年多（一九七二年九月開始）的訪談為個人工作記錄，最多以後在回憶錄提提。沒想到，上海譯文的兩位編輯陳飛雪、鄒瀅認為它們填補了中國現代繪畫史的一段空白，有出版價值。
總之，一切都是緣；想到這裡就不得不感謝《生活》月刊。夏楠有次來信，説雜誌要介紹丁雄泉，數據顯示我曾訪問過他，可否把稿子傳去供他們參考。
結果，編輯部同仁大吃一驚，用了個“震”字來形容，認為那是罕見的妙問妙答。文章刊出後，反應非常好。這下子我才想到，其實其他幾篇也都不錯。那個時代的人有底氣，説話做事都實實在在、不打高空。儘管篇數不多，但每位畫家的生活經歷、學習過程是多麼不同，非常值得參考。不但能給愛畫畫的年輕人借鏡，也可讓大家知道，我也有過畫家夢。
從小我就想當畫家，尤其是初二那年讀了艾文・史東（Irving Stone）的《凡·高傳》（Lust for Life，余光中翻譯，台灣一九五七年版本譯作“梵穀傳”）。在世俗生活、精神世界受盡折磨的凡·高，把靈魂燃燒成一幅幅令人悸動的圖像，讓我每看幾行就深吸一口氣，每翻幾頁就止不住眼淚，仰望蒼穹嘆息。這是本向苦難靈魂致敬的書，告訴世人，凡受過苦的必有報償，只要通過試煉，再低下的人都能昇華為精神上的貴族。它跨越時空、地域、種族、文化，激發了一個十四歲的鄉下少年，讓我認定藝術就是往後的路，再苦也甘願！
高中畢業，我如願地靠插畫找到工作，踏出在社會上的第一步。當時，台北舉辦任何畫展我都會去觀摩，有空就鑽進賣日文書和歐美書的兩家書店翻畫冊，總想著哪天一定要去巴黎、紐約闖一闖。當時，只要拼命唸書，並不難申請到外國學校的獎學金。可是愛畫畫的通常學科成績都不好，要通過託福考試特別難，能出國學習的少之又少。對生長在小島的我們來説，只要能出國，哪怕是流浪、過著三餐不繼的生活也值得，因為能開眼界、與世界接軌，在藝術殿堂中跟大師們的原作對話。
有一天，我在台灣省立博物館看到一個新奇的版畫展。謝理法、一個華人，把西方潮流完全吸收、消化後融在繪畫當中，讓我深覺，這是關在島嶼上的人絕對做不來的。透過高信疆的幫忙，我開始跟謝理法通信，想了解海外畫家如何奮鬥。謝理法非常支援我的工作，不但熱心提供我其他畫家的地址，還請《中國時報》編輯把他的一篇長文稿費轉給我，説航空郵資很貴，希望能對我稍作補貼。
我用最便宜的郵簡，攤開來正反兩面都可以寫，折起來連郵票都不必貼就能寄了。為了省錢，字寫得像螞蟻那麼小，密密麻麻地爬滿紙面的每個角落。我盡可能打聽，找到更多畫家的地址後，便開始跟他們一一聯絡。有的信石沉大海，有的信得到熱情回復，其中包括旅居法國的熊秉明、彭萬墀、李明明，義大利的蕭勤、霍剛，英國的林壽宇以及美國的丁雄泉、趙春翔、謝理法、陳錦芳、廖修平、蔣彝、龐曾瀛、蔡文穎。
跟這些位前輩通信，還真是有如去了一趟海外。年青的我追求西方的一切，認為中國東西都是落伍的。常年在異地奮鬥的畫家們看盡所有，卻認為創作不從自己的文化出發，難有機會。無論如何求新求變，斷不能離了根。
遺憾的是，最後我只完成了八位藝術家的訪問。蔡文穎、刁大衛戴維必須以英文通信，我沒辦法。蔣彝、熊秉明樂意受訪，但得等他們任教的大學放假或特定日程才能答覆。另幾位雖已寄來數據，但我在退役後接觸了攝影，又加上《幼獅文藝》認為丁雄泉的那篇訪問過於前衛，不宜刊登，讓我大感氣餒，採訪工作就這麼擱下了。在《漢聲》（ECHO）雜誌沒日沒夜地忙，距離繪畫愈來愈遠，當畫家這件事就成了未完成的夢。
本書中的畫家我只見過丁雄泉、謝理法、廖修平和陳錦芳，其他四位從未謀面。前些日子到國家圖書館找數據，把《幼獅文藝》的舊雜誌一頁一頁地影印，翻拍那些印刷品質欠佳的圖片。讀著看著，心中感慨無比。
記得讀小學時，我就時常受到美術老師楊乾鐘的鼓勵。念頭城初中時，因為跟美術老師頂嘴被記大過，加上之前曠課太多，只好退學轉到冬山中學重念初二。由大陸來臺的美術老師是杭州美專（中國美術學院的前身）畢業的，總是不吝讚賞我、給我全校最高的成績，作業卻從不發還。畢業典禮那天去謝師，才發現他的宿舍墻壁貼滿我的作業。那真是我在畫畫方面得到的最大肯定。老師給了我無比的信心，我卻忘了他的姓名，真不應該！
考回頭城高中後，三年六個學期的美術老師都是藍榮賢。他當時才從“國立”藝專畢業，一點也沒把我當學生，待我像哥兒們，找我去礁溪他家吃飯。他談戀愛我當電燈泡。他開首次個展，居然請我這個高二學生幫畫冊寫序。
到台北參加大學聯考，考卷一發下來我便知無望。把上課偷畫的一大疊素描捧去《幼獅文藝》找工作。從愛荷華大學寫作工作坊返臺的詩人痖弦才任主編，目不轉睛地翻著我的畫稿，懷疑地問：“這是你畫的嗎？”幾天之後，我便在這本當時台灣最重要的文學刊物上班，發表了大量插圖，成為眾所矚目的黑馬。
席德進是第一位為我寫畫評的前輩。我們年齡差一大截，卻彼此相知互重。後來我拍照，在《家庭月刊》發表一系列的台灣鄉村攝影報道，離繪畫的道路愈來愈遠，跟他較少聯絡。一九七七年秋天路過忠孝東路，見阿波羅畫廊正在展席德進的作品，看了大為感動，便給他寫了封信。沒料到席德進不但立刻回信，説我是真正了解他的人，還要我為他即將出版的畫冊《我畫、我想、我説》作序。
除此之外，在《漢聲》（ECHO）雜誌工作時，我曾採訪過同鄉前輩藍蔭鼎，中文稿被翻成英文後並未留下來。後來在《雄獅美術》（何政廣主編時期）、《台灣時報》副刊（陳冷主編時期）也寫過幾篇畫家評論，均未保存。如今能看到的，除《聯合報》副刊（平鑫濤主編時期）的《現代藝術的困境》，就是這些海外畫家訪問記了。
跟他們通信時，我才二十二三歲，這讓他們大感吃驚，對我特別關心。謝理法先生贊助郵費，龐曾瀛先生再三叮囑我上大學、將來出國深造，説我若不這麼做，就是浪費自己的才華。龐先生甚至開出條件，要補助我生活費，讓我退役後好好唸書，不得再工作。也不管我同不同意，他就寄了一張支票給一位台灣畫家轉交。我忐忑不安地領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感覺那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承諾，若是達不到他的期許，該如何是好？
那個年代，那些人，那種慷慨提攜後進的情懷……每每憶及，都讓我感念不已。身在紐約的廖修平先生、陳錦芳先生叫我到他們台北、台南的家中取畫作當紀念。趙春翔先生航空寄來一幅水墨畫，叮嚀我找師範大學附近的一家店裱褙。丁雄泉先生首次來臺便找我共聚，返美之前把身邊剩的台幣都留給我，説懶得換回美金，讓我幫他吃兩頓大餐。熊秉明先生雖沒採訪成，首次來臺辦展時也指名要見我。在餐桌上跟一夥人同時見面，但他的微笑讓我知道，他讀過並欣賞我所作的訪問記。
讓我唸唸不忘的，還有集畫家、詩人、作家、書法家于一身的蔣彝先生。生於江西九江的他，享有“中國文化的國際使者”美譽，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便是將Coca Cola翻譯為“可口可樂”。在海外功成名就，卻四十餘年不娶，于一九七〇年代返鄉與髮妻、家人團聚。
當時蔣先生年近七旬，在美國哥倫比亞任中國文學教授，不但贈書給二十二歲的毛頭小夥，且以工整的毛筆小楷回信，對我多所鼓勵，還告訴我，日後採訪哪位畫家可提哪些問題。用不著謀面，這份為人處事的謙和、嚴謹，已對年少輕狂的我起了相當的教育作用。
只可惜，蔣先生的墨寶，連同其他幾位的郵簡都因屢屢搬家而不知去向。就連那些珍貴的、被我用報紙層層包裹的一卷卷原作，也被每週來一次的清掃婦給當垃圾丟了。
蔣彝、熊秉明、丁雄泉、趙春翔諸位先生都已陸續過世。為了紀念那些沒有完成的訪問記、那些遺失的畫作、郵簡以及我那未完成的畫家夢，我特地找出蔣彝一九五五年在哈佛大學的演講全文《中國的畫家》附錄于後。藉此緬懷，並表達我對這群畫家的感激與敬意。
如今的我早被貼上攝影家的標簽，雖然我也寫過許多文章、畫過很多插圖，而且自認這兩項嘗試的成績不比拍照差。這輩子從小愛畫畫，既然三十歲到六十歲給了攝影，六十到七十歲勤於筆耕，乾脆七十歲之後重拾畫筆，並把之前的插圖整理出版畫冊。
從小的畫家夢，可能因為這本書的出版，在半個世紀之後讓我把夢做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