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Sylvain Alliod

作者推測為米開朗基羅·梅裏西（Michelangelo Merisi），又名卡拉瓦喬（Caravaggio，1571-1610），《朱迪斯砍下赫羅弗尼斯的頭顱》（Judith tranchant la tête d’Holopherne），約1604-1605年作，布面油畫，144 x 173釐米。

這種情況實屬少見：今年3月31日的法國政府公報居然點燃了藝術界的烈焰。對新聞動態一向十分警覺的《藝術論壇》網站（Tribune de l’art）創始人迪迪耶·裏克奈（Didier Rykner）注意到，法國政府于2016年3月25日通過了一項決議，禁止“推測可能為米開朗基羅·梅裏西（Michelangelo Merisi）即卡拉瓦喬（Caravaggio）所作”的一幅神秘油畫出境。頓然間，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幅在圖盧茲地區一間閣樓裏發現的畫作在2014年4月末被交與埃裏克·圖爾甘（Éric Turquin）及其事務所專家斯特凡·潘塔（Stéphane Pinta）和朱莉·杜舍（Julie Ducher）進行鑒定。這條部委政令迫使相關專家不得不提前將這幅表現朱迪斯和赫羅弗尼斯的畫作公諸於世並重新考慮其相關市場策略。

貴事務所推測為卡拉瓦喬真跡的這幅畫作剛一公諸於眾便引起了爭議…… 埃裏克·圖爾甘：我早就料到會有異議。卡拉瓦喬的問題是誰都覺得自己是專家，這也不難理解，因為已知出自其手的現存畫作僅有64幅。再者，這幅聖經題材的畫作鑒定起來也確非易事。首先，其幾乎停留在最初在畫家畫室完成時的狀態，這一點令人感到十分棘手，因為歷史學家多已習慣博物館中定期修復的畫作。另外，正如一位史學家對我們所言，這是一幅屢經修改的“實驗性”畫作，躋身藝術史上具有顛覆意義的少數傑作之列。遺憾的是，攝影技術沒能完全復原這幅保留有之前涂痕的畫作。

斯特凡·潘塔：對那些質疑詆毀者，我想説：“你們自己來看。”我第一次看到這幅畫時，感覺就像是肚子上挨了一拳。我上學時讀的專業就是藝術品修復和複製，知道人們臨摹仿製時的精神狀態以及技術上所能夠或不能夠效倣出來的。路易·芬森（Louis Finson）所倣的卡拉瓦喬作品是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這一倣本整體很平，凸起部分過於簡單，且畫面缺乏暴力感。但在本次發現的這幅畫作中，狂熱的躁動顯而易見，而且在X光下更是有增無減：通過透視，我們看到一種充滿頓結和扭曲的畫風，下筆急速穩健，一揮而就。畫面下被遮蓋的涂痕也證明了畫作的原創性：效倣者會全力複製肉眼所見，而不可能倣造出油彩下面的痕跡。從技術上來説，這幅畫作不可能是仿製品。

您們是以什麼方式進行鑒定的？朱莉·杜舍：畫作送來後，我立刻在一本書裏找出了芬森的倣本。後者屬於那不勒斯義大利聯合聖保羅銀行（Intesa Sanpaolo S.p.A），在既有出版書著中可以找到詳盡説明。身兼畫商和藝術品專家多職的弗拉芒畫家芬森曾瘋狂癡迷于卡拉瓦喬。與之相關的兩封信件均曾提到本次發行的這幅畫作。曼托瓦公爵（Duc de Mantoue）辦事員兼代理人奧塔維奧·詹提勒（Ottavio Gentile）在1607年的一封信中提到芬森那不勒斯畫室的兩幅卡拉瓦喬畫作，但未加具體描述。此後不久，公爵命弗蘭斯·普布斯（Frans Pourbus）前去看畫。後者在一封信件中對這兩幅畫作進行了詳細描寫，一幅是現存于維也納的《玫瑰經聖母》（Madonna del Rosario），另一幅表現的是“半身的”朱迪斯和赫羅弗尼斯，大小為“廳室尺寸”，而非祭臺尺寸。人們現在知道的卡拉瓦喬該題材畫作僅有羅馬一幅畫于1599年的。該畫與新發現的這幅相當接近，但對赫羅弗尼斯這一人物的處理更為古典，沒有那麼粗野，而年邁女僕阿布拉（Abra）也顯得沒那麼冷酷。兩幅畫作的共同點是赫羅弗尼斯的右手。在新發現的畫作中，畫家重新使用了這一細節，但處理手法更為寫實，加入了黃褐色和骯髒感。其在人物描繪上更為大膽，在這位亞述主帥身上加入了普通兵士和羅馬農民的特點，僕人阿布拉頸部也呈現出17世紀農婦普遍具有的缺碘性甲狀腺腫大。

作者推測為米開朗基羅·梅裏西（Michelangelo Merisi），又名卡拉瓦喬（Caravaggio，1571-1610），《朱迪斯砍下赫羅弗尼斯的頭顱》（Judith tranchant la tête d’Holopherne），約1604-1605年作，布面油畫，144 x 173釐米。（局部）

埃裏克·圖爾甘：我可以向您保證，鑒定過程慎之又慎，我們花兩年時間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我們聯繫了所有應該諮詢的專家。問題是，最為了解卡拉瓦喬的內行均是仍在職的博物館研究員，受到保管職責的約束。但我可以證明，他們其中大多都倍感興奮……只有米娜·格裏高利（Mina Gregori）和賈尼·帕彼（Gianni Papi）認為其是芬森所畫。而曾在那不勒斯卡波迪蒙特美術館擔任首席研究員的尼古拉·斯皮諾薩（Nicola Spinosa）教授則堅信這是卡拉瓦喬的一件力作。他強烈建議讓曾在那不勒斯對卡拉瓦喬作品進行清潔的修復師布魯諾·阿爾西普萊特（Bruno Arciprete）協助鑒別。後者看後毫不猶豫地確定是卡拉瓦喬的畫風，那是我們所經歷的重要一刻。

有人指責該畫缺乏溯源性…… 斯特凡·潘塔：我們一直在探究其是怎麼到達圖盧茲的。畫作似乎沒有經過很多運輸，從畫面上的黑色看，磨損的程度並不大；而油畫中一般黑色部分最易受損。畫作上幾乎看不出曾經修復的痕跡，除了紅色簾布處因漏水失去光澤的一小塊之外，畫面上沒有其他意外造成的損傷。其被重新裱布並繃在一個法式木楔活體畫框上，很可能是在到達現主人祖上家中時，大概約是1810-1820年之間。通過為增加畫作清晰度經挫薄處理的黃釉厚度，我們得以推測出畫作的最後一次清潔就是在那個年代進行的。

埃裏克·圖爾甘：我們已經知道的是，芬森將之與《玫瑰經聖母》一起帶到了荷蘭。兩幅畫均出現在其1617年的遺囑中。但在其合夥人亞伯拉罕·溫克（Abraham Vinck）兩年之後的遺囑中，表現朱迪斯和赫羅弗尼斯的那幅沒有再被提及，很可能是已經被這位畫家商人賣掉了。另外需要強調的是，某些人宣稱朱迪斯的頭部具有北歐特點，但實際上，是該畫上的這一人物影響了整個北歐後來的繪畫。通過被帶到阿姆斯特丹的這兩幅畫作，卡拉瓦喬的繪畫技巧在荷蘭藝術家中傳播開來。倫勃朗（Rembrandt）從未去過羅馬，但很可能看到過這兩幅畫作。説到本畫的藏譜，其所有者曾在上世紀80年代賣出過一幅西班牙名畫。根據該家族族譜，後者與其祖上一位曾駐西班牙的拿破侖軍隊軍官有關。我查看過其服役記錄。非常有可能的情況是，兩幅畫作同時進入到這一家族，帶有風景背景的聖經題材西班牙畫作被挂在了客廳，而我們這幅則被家中某位覺得主題過於強暴的女主人棄置在閣樓了。況且卡拉瓦喬本人也在那個時代被人們所淡忘，直到1905年才被赫曼·沃斯（Hermann Voss）重新提起，而要等到1920年才借羅伯托·隆吉（Roberto Longhi）的評價開始回到公眾的視野。

為什麼給出1.2億歐元的估價？是否受到了倫勃朗那對肖像畫創下的1.6億歐元影響呢？ 埃裏克·圖爾甘：與現當代作品不同，古典畫作的交易一般都較為低調，公眾很少知道。倫勃朗畫作的價格固然是個參考：那組肖像是保存極為完好的曠世傑作，但也只是荷蘭肖像畫中的不凡之作。我們這幅畫作才是一個真正的標桿。卡拉瓦喬1607年要價300枚杜卡托金幣，這在當時已經是昂貴至極了，比其現存于盧浮宮的巨作《聖母之死》（La Mort de la Vierge）還貴；後者當時被畫家以280枚杜卡托金幣賣給了魯本斯介紹的曼托瓦公爵。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卡拉瓦喬本人對這幅畫作的重視。此外，卡拉瓦喬作品比倫勃朗的要少見得多。以兩者最新版本的作品全集比較，前者僅有64幅，後者則有315幅。且不説給繪畫帶來變革的是卡拉瓦喬！

畫作曾被送到盧浮宮，接受法國博物館研究與修復中心（C2RMF）的檢驗。是不是説其將成為博物館藏品呢？埃裏克·圖爾甘：近50年來發現的所有卡拉瓦喬畫作最終都是由博物館購納的。我們對該畫進行了16個月的研究後才聯繫了盧浮宮，後者將之保留了三周。其間，畫作經過檢驗，可惜我們無法看到檢驗結果。不管怎樣，被列入國寶的決定顯示出法國國家級博物館的興趣。這一程式往往是著手購納的第一步。沒有這一步驟，國家機構無法調動企業贊助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