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看到陳寅恪致龍榆生的珍貴詩函，遂問我史學家陳寅恪為何會和詞學家龍榆生有著如此密切的交往。我想，家世、舊學背景、1949年後的邊緣心態等，都是他們能頻繁交往的原因，其中家世的原因可能尤為重要。陳家和龍家是過去文化世家極為看重的所謂“世交”。陳寅恪之父陳三立和龍榆生之父龍賡言均為光緒年間的江西籍進士，雖不是同年，但相互之間無疑有很高的認同感。龍榆生與陳三立、陳寅恪之弟方恪也都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散原老人”陳三立更對龍榆生有提攜之恩。與陳寅恪書函一起，我們同時整理出了陳三立寫給龍榆生的十封信函以及若干書法，這批信函的通信時間在1932年到1937年之間。陳三立在函中談詩論藝之外，主要與龍榆生商討為朱祖謀(彊村)撰寫墓誌銘、刊刻《彊村遺書》或應龍榆生之請題字等，彌足珍貴。藉此可知陳、龍兩家世交之誼，也可見出前輩對後輩的提攜。 
（陳三立） 
（龍榆生） 詩學上鼓勵龍榆生 龍榆生是一個自學成才的讀書人，除了自己的天資和勤奮外，他在學術界的立足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長輩的提攜。尋覓教職等得力於陳衍、黃侃兩位老師的推薦，詩詞造詣上的突飛猛進則完全得力於陳三立和朱祖謀兩位大師的指點提拔。梁啟超曾盛讚陳三立(伯嚴)和朱祖謀(古微)是晚清以來詩、詞兩大領域的宗師： 古微舉天下之美，不以易詞；伯嚴舉天下之美，不以易詩。古微、伯嚴無所往而不得詩詞，故常有以自樂，詩詞可以致伯嚴、古微不朽，故常有以自信，而其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則亦在此矣。(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9頁) 龍榆生能同時得到陳三立、朱祖謀的指點，又是何其幸運！ 龍榆生第一次見到陳三立，應該是在1928年。當時陳三立寓居上海租界，已是70歲的老人，而龍榆生才是27歲的後生。龍榆生後來在自傳《苜蓿生涯過廿年》中多次回憶起陳三立對他的提攜，他提到自己1928年在廬山“作了十幾首紀遊詩，和一卷遊記，頗為義寧陳散原先生所激賞。”又説：“我最喜親近的，要算散原彊村二老。我最初送詩給散原、蘇戡兩位老先生去批評，散老總是加著密圈，批上一大篇叫人興奮的句子。”這裡所謂的“激賞”和“一大篇叫人興奮的句子”，如今還保留了一部分，除已收入《風雨龍吟室叢稿》(1931年)、《忍寒詩詞歌詞集》(2012年)的若干評語之外，這次又清理出一些。如評龍榆生《雨中讀匡廬山居詩即寄散原丈牯嶺》諸詩説： 神清氣逸，泠泠合拍。三立讀。 最長的一段題詞似乎也未曾刊佈過： 榆生逸才綺抱，工為詩詞，累稿填篋。既客嶺表，就所攜挾董理刊佈，督署卷首。由是美制盛業，傳誦萬口，焜燿南紀。亦私幸頹齡孤寄，結契幽仄，蔚起而為眼中之人也。丙子伏日，散原老人陳三立附記，時年八十有四。 丙子為1936年，第二年陳三立就去世了。 在這批信函中，陳三立隨時都在評論龍榆生的詩作，如説： 賤辰辱貺詞箋，新雋脫棄凡境，足徵詣力之孟晉矣。(1932年陰曆10月25日函) 寄懷一什，新雋邈綿，造境益深遠矣。(1933年陰曆2月18日函) 大詩風格遒上，弟七句仍以不易為佳。(1934年陰曆3月25日函) 近什二章，逸氣健格，翛然塵外，欽挹何已。(1935年陰曆8月3日函) 大詩幽秀而綿邈，風度佳絕，不必有所串易矣。(某年閏月26日) 1936年陰曆7月29日函中説： 大什各篇，氣格愈蒼，神味愈雋，欽挹何極。既無懈可擊，當留置諷誦，不復寄還。 “留置諷誦，不復寄還”，大概是陳三立對詩篇的最高的讚賞了。正式的題詞以及隨時隨地的指點、點評，這些龍榆生所説的“叫人興奮的句子”，鼓勵催促著他在詩學上不斷精進。 陳三立為朱彊村撰寫墓誌銘 這次發現的書信中，陳三立的第一封信寫于1932年4月，函曰： 榆生世仁兄侍右： 前承惠書，藉悉近狀，並諗尊公于戰禍中福體勝常，無任頌慰。仆蒿目世難，憂憤鬱積，時纏雜病，萬事皆廢，久稽裁答。亦以此，彊邨同年題簽寫上，恐不可用。其銘幽之文，他日當勉為之。詞序則門外漢，無從著筆。不如閣下自撰或倩劍丞、伯夔、公渚諸君能知此中甘苦者，庶形諸筆墨，不致貽笑也。尊意以為何如？石遺同年能久留滬否？合議不成，則蘇杭恐亦成危地矣。倉卒布復，即頌 侍安不一一！ 三立 頓首 三月望 此函郵戳清晰，4月21日自廬山牯嶺寄出，4月25日寄至上海。朱祖謀(彊村)卒于1931年12月30日(陰曆11月22日)，去世之前將生平校詞雙硯贈送龍榆生，並委託其整理遺稿。這即是當時有名的“彊村授硯”。此函提到為朱彊村撰寫銘文，可推知應寫于1932年。 既能推知其寫信的時間，則陳三立在信中一開始所説的“戰禍”，當即1932年1月28日的“一·二八”事變。當時龍賡言寄居在上海真如暨南大學龍榆生寓所之中，恰逢暨南大學校舍在事變中遭毀，幸虧全家安然無恙。(《龍榆生先生年譜》，第39頁)陳三立信中所説的“尊公于戰禍中福體勝常”，應指此事。陳三立在信中隨後談及自己對於日本侵華的態度。眾所週知，陳三立於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絕食而亡。此處所謂“蒿目世難，憂憤鬱積”正是其夫子自道。 底下談為朱彊村撰寫題簽、墓誌銘、撰序等事。檢刻本《彊村遺書》，陳三立題簽共四個，即“彊邨遺書”、“彊邨棄稿”、“彊邨詞剩稿二卷”、“詞莂”。龍氏遺物中今尚存陳三立“彊邨集外詞”題簽一條，惟《彊村遺書》本另請邵章所題，不知何故。至於陳三立不欲動筆撰寫詞序，轉而建議龍榆生自己撰寫或考慮請夏敬觀(劍丞)、袁思亮(伯夔)、黃孝紓(公渚)等人撰寫一事，檢刻本《彊村遺書》，並無新撰詞序，則龍榆生後來似乎並沒有請人重新撰寫詞序。至於信中提到的墓誌銘，陳三立則拖延了差不多一年，才最終得以完成，這就是後來收入《彊村遺書》的《清故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朱公墓誌銘》一文。差不多半年後，陳三立依然沒有完成此文，在1932年陰曆10月25日的信中説： 彊邨同年銘幽之文，義無可謝。當求年內草就，但未卜精力能否如願耳？ 到1933年陰曆2月14日，始將《墓誌銘》鈔寄龍榆生： 榆生世仁兄侍右： 前承惠書，督撰彊邨同年銘墓之文，以篤老精力衰竭，兼感寒疾累月，日內始勉湊就，荒劣恐不可用。聊繕呈，請取決於夏先生諸公。或指摘所不合，再圖改竄修飾，何如？夏先生所為《行狀》甚詳贍，但金石之體，不能不從簡從略，多所捐漏，亦其勢然也。餘不一一。即頌 堂上萬福！ 三立 頓首 二月十四日 此函順便論及夏孫桐所撰的《清故光祿大夫前禮部右侍郎朱公行狀》。夏孫桐與朱祖謀是兒女親家，曾花費了很多心血為朱祖謀撰寫《行狀》，但龍榆生發現他記載朱祖謀的生平仍不免有錯誤之處。(參《龍榆生先生年譜》第42頁引夏孫桐1932年冬致龍榆生函)想必龍榆生曾將此情況告知陳三立，陳三立則秉持恕道，為夏氏開脫一二。 至1934年5月8日(陰曆3月25日)，陳三立又有一函給龍榆生： 榆生世仁兄侍右： 金陵快晤，甚慰積懷。昨承惠書，誦悉一切。鄙人所撰彊老墓誌即係定稿，後並未變更一字。《遺書》中所列是也。此稿夏潤庵言已托鄧孝先書丹矣。旁人欲乞刪去校刊人，不識是何肺腸，極可怪可笑。北來時發舊疾，寐叟詩尚難作跋，奈何。率頌 侍安不一一。 三立 頓首 三月廿五日 這裡談到所撰《墓誌銘》未曾變更一字，以及刪去《彊村遺書》“校刊人”等事，詳細的情況似已不可知。據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1932年1月14日記載：“榆生發起募三千金刻印其全部遺著。聞彊老門弟子反有反對者，殊不可解。”可見，在龍榆生刊刻《彊村遺書》的過程中，曾受到不小的阻力。所謂“校刊人”，應該是指《彊村遺書》最後附錄的“助貲人姓氏”。當時有葉恭綽、林葆恒、趙尊岳、劉承幹、周慶雲、陳洵、李宣龔、汪精衛、杜之杕、羅原覺、許伯勤、楊鐵夫、劉鍾經、梁鴻志、洪汝闿等十五人先後給龍榆生捐銀幣1880元以助刊刻，其中尤以汪精衛捐款400元為最多。究竟是哪些人在背後一直不希望《彊村遺書》的刊刻，並不時有流言蜚語傳出以至於讓陳三立如此動怒，直接斥為“不識是何肺腸，極可怪可笑”，已很難確知。 
（拼起來的效果圖） （文、圖：張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