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部位於倫敦市中心柏克萊大道的Simon Lee畫廊，短短數年便躍升為國際十大領軍畫廊之一，畫廊主人Simon Lee于2012年5月在香港中環金融心臟地帶設立畫廊，可見他對香港和亞洲藝術市場的肯定和信心。“經過多年的觀察，我們甚看好亞洲藝術市場，尤其是香港，她已成為當代藝術交易的核心地區，每天不斷有藝術事件在這裡發生。這裡給予國際藝術市場實在也有潛力的商業機會，而國際許多重要畫廊也借此在這新興的藝術市場裏發揮影響力。”Simon Lee畫廊當然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展示的機會，今年他們也有參展Art Basel HK，帶來Hans-Peter Feldmann與Christopher Wool等的作品。如今他們除了每年在畫廊舉行固定的六次展覽外，也會舉行一至兩次戶外的前瞻展覽，讓藝術與社會連結。 有收藏家和畫廊業界人士認為，從此次Art Basel可以觀察到收藏群體對當代藝術信心度的提升和回歸，也是亞洲藝術市場趨向成熟的一個標誌，徹底確立了香港作為東方藝術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香港其他藝博會未來又如何自處？它們會視Art Basel為最大競爭對手，還是擴大市場的耕耘人士？ “香港國際古玩展”主辦商、策展人翟健民牽頭的國際古玩展，與去年一樣，特別選擇在與Art BaselHK，佳士得拍賣同期，舉辦藝博會。開幕式上總是有大批內地收藏家和古董買手聚集在場外，如箭在弦地等待剪綵一刻。剪綵儀式後，大批“豪客”衝進展場，掏出一疊疊的現鈔，到各類參展攤檔大手掃貨。他們在開展前已做足功課選定心頭好，所以一開始便快人一步購入選定作品，甚至即時把作品拆下拿走。翟健民認為，Art Basel,HK是當代藝術收藏界盛事，而國際古玩展則是針對中國古董，性質有別。受惠于遊資充裕和國際收藏市場活躍，今年香港國際古玩展還找到贊助商雅克德羅（Jaquet Droz）舉辦了主題展覽，適逢2013年雅克德羅創立275週年紀念，展出品牌自1738年創立以來的傑出古董鐘表及舉世聞名的自動人偶工藝。 
如此反應，反映藝博會的最大商業價值。“盛世收藏，市場對藝術品需求和胃口相當大。”翟建民説，尤其是古董。除了紐約亞洲周、香港國際古玩展外，第一屆台灣古董藝術博覽會也於今年四月舉行了。業內人士表示，古董博覽會或將成今年藝術品拍賣市場風向標。 前身為“國際古玩藝術博覽”的國際古玩展，曾經一度在香港機場展覽館舉行，2012年起移師至會展舉行，每年都吸引超過五十家來自香港、內地、日本、亞洲、歐美的參展商參與，這五大類參展商各佔約20%，展出過萬件藝術品。古董藝博會，受惠于內地和想港拍賣市場的紅紅火火，變得非常熱鬧。“行家”們以“鏟草皮”式在香港大舉掃貨，購得古董後即在內地轉售或拍賣，既賺了供求導致的升值效應，單是匯率都多賺20%，故每次任何類型的拍賣會和藝博會（包括海外），都會吸引許多內地買家前來參與。近年更有內地人士組織“拍賣團”，花十多日時間到日本進行密集式的拍賣和出席藝博會，務求採購得成本較低的寶物。 看到古玩市場之熾熱，創辦人翟健民亦坦言始料未及，感嘆香港及東南亞的買家與內地炒家實力與戰鬥力不能比擬。那當代與古董媒介不同，Art Basel或者Fine Art Asia會否成為翟健民眼中的競爭對手呢？ “市場的餅很大，一個藝博會是吃不下的，而且Art Basel 與Fine Art Asia與我們的目標客戶和銷售藝術品不同。藝博會的規範和國際對市場絕對是一件好事，它只會令市場更大更旺，不會造就什麼競爭環境。古董和藝術品都是唯一的，哪有競爭可言。”或許，所謂競爭也只因藝博會成功轉化為一門社會經濟，令會展的租金提升，增加經營成本而已。 萬事起頭難，翟建民談起2003年非典之年開始舉行古玩展處處碰壁往事。他回憶指，當時香港傳統古董店不懂為何要辦展覽，要找參展商參展有難度，最後更受市況所累被迫腰斬，可謂出師不利。“2002年開始籌備，場地、參展商都找好，但2003年發生非典，香港成為了一個疫城，最後忍痛腰斬。”從2004年開始，市場迅速恢復，他也再接再厲，在灣仔華潤中心重新舉辦古玩展，當時他承認態度還是比較審慎，只設三十個展覽攤位，以質而不是量來吸引收藏家。 後來，翟健民看到中國內地買家的潛力，2009及2010年決定把展覽移師至內地，分別在東莞和山西舉行，面對第二次挫折。因為稅制問題，所有展品必須全部付運到香港才轉運到展場，交易不能即場進行，必須要在展畢後在香港處理，在運輸方面已諸多不便，不能即時買貨也令不少藏家非常掃興，也難以保證交易在展後能順利完成。 “當時我們買了2億元保險，但保險公司卻不保運輸過程出的差池，這可大件事了！記得當年我們要運三百箱古玩到內地，全部要先接受海關檢查後貼好封條付運，件件大擺件還好應付，如果全部是價值不菲的袖珍玉器、壽山石怎辦？”翟健民憶述，因為保險公司不負責運輸期間展品的安全問題，當時全公司總動員再聘熟人充當保安，像抬炸彈般小心翼翼的把古董從北京護送到山西，卻遇上傾盆大雨，一隊人狼狽得不得了，永世難忘這種“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 
2010年翟建民把展覽搬近一點到東莞舉行，一樣的擔驚受怕，他決定重整旗鼓，重新在香港舉辦古董藝博會。“香港低稅率、自由港和一流的物流系統，是世界的中國古董交易中心，地位甚至已超越英美，古董展甚可以成為品牌事業。”他舉例指，在英國要在拍賣行投一件價值高於3萬英磅（約三十萬港元）的古董，要向文物局申請，動輒需時兩個月；在美國除非以公司名義交易，否則購買古董要徵收個人稅；法國越洋購買古董也受出入口限制，但香港是自由港，買賣古董沒有任何限制，更有潛力慢慢走來，發展成為亞洲的歐洲參與藝術與古董博覽會（TEFAF）。本港另一個古董展“典亞藝博”(前稱“香港國際古玩及藝術品博覽”（Fine Art Asia）)的始創人黑國強也視自己的藝博會在回憶最初舉辦展覽時，也是困難重重。 “當時我們冒著可能虧掉200萬港元租金的風險舉行展覽，甚至要求免費招古董商來參展。”當時，黑國強更作了一個最壞打算，若招不到參展商就自己籌夠可以擺放整個展場的貨源，做個展，足以反映當時的經營壓力。發展下來，藝博會除了期內實際收入以外，參展商開始明白藝博會帶來的“抽象得益”不能以金錢衡量。現在一路走來，他時刻感謝當年參展商的知遇之恩，現時每年最困擾的不是招商問題，反而是如何拒絕未符要求或超額的參展商。 “古玩藝術紀錄的是我國數千年的歷史、文化以及人民生活的精粹，其不朽的欣賞價值，跨越時代，值得反覆欣賞、玩味，並衍生成一門事業。但經營這門事業成功只有一個理由，不是靠位置，不是靠宣傳，不是靠誰贊助，而是最好的古董和藝術品。”翟健民總結舉辦古董展的經驗時説。 翟健民自小受收藏家父親薰陶而愛上古董，後家道中落從澳門到香港定居，1972年開始在紗廠打工，1973年無意中認識古董行業的師傅黃應豪（瓷器鑒定專家）而入行，一做便四十年，1981年離開師傅自立門戶但只是個體的浮游古董交易員，1985年在荷李活道開設店舖，開始打造自己的事業。 翟健民説，荷李活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才開始結聚古董店，當時很多位於尖沙咀的古董店因種種原因被迫遷，荷李活道便成為後來古董店聚集的地方，一路發展成一條興旺的古董街。他説，古董展把荷裏活道搬到會展，同時最重要是吸引外國古董商參展，因昔日許多古董已流出國外，隨著中國人經濟實力轉強，這些國寶也是時候流入內地。2003年實施“自由行”，翟建民和整條荷裏活道都受惠，內地人來港最喜歡買的“手信”，還有古董，不過，他還是看到行業的隱憂，就是真正藏家青黃不接的問題。 “來自內地的買家投機性重，他們還未孕育出太多的真正藏家，即是會深入研究藏品歷史和專門鑽研一項收藏門類的大藏家，他們經常一窩蜂的追捧一些矚目收藏品，三更窮四更富，承諾買貨又不一定交收，這班人撐不住整條荷李活道！”翟健民深明孕育和教育藏家對行業發展的重要影響，現除擔任內地鑒賞節目《天下收藏》的主持外，2000年還考入北京大學考古係，後又在北京社科院考古係碩士畢業，決定把理論與實踐結合。他還透過古董展與大收藏家聯手舉行教育交流性質的研討會與講座，滲透民間收藏之道，培養新一代的藏家。“在累積了一定收藏知識後，還要有豐富的收藏經驗累積，這樣才能學會鑒賞藏品真偽和古董收藏的真義。” 在Art Basel, HK的光環之下，翟建民認為香港其他藝博會會愈來愈規範和國際化，包括古董展，把香港塑造成亞洲藝博會之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