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隻蝴蝶-宣紙-彩墨-2012 在李津的風格成形過程中，有三個地域構成了特殊的啟示，首先是他的故鄉天津，自中國近代化以來，它作為港口、租界及其與北京的緊鄰關係，獲致了顯要的地位，而此後逐漸衰微的歷史過程促成了它一種奇異的地域性格，其中交織著自我緬懷、自得其樂與自我調侃；這種地域性格被他保留和運用於作品的自我描述之中。第二個令他得益的地方是西藏，對於當地宗教氛圍的體驗使他反思了年輕時代過於激越的悲劇意識，後者是由1980年代涌入中國的西方現代主義人文思想所帶來的理想主義傾向，在經歷了以1989年為分野的現實變遷之後，無數的個人因為難以尋找到精神的疏解方式而倍感痛苦；在他有關西藏的回憶中，對於天葬儀式裏生命被還原為“一籃子的肉”的目睹，造成的個人震撼非比尋常——他繪畫中對於肉欲的迷狂表達也許可以追溯至此，仿佛是通過層層疊疊的色相書寫來抵銷這一時刻所留下的心理黑洞。“肉”，正是李津後來用以編織其文本的最重要的物質化意象，也是他最具魅惑力的語言肌理，它貫穿在他筆下的女人和食物形象之中，而他的長卷更是關於肉或肉欲的巴羅克式的繁複表達——在這個意義上，西藏給予他的也許是于日常中體驗虛無與永恒的教誨，不過這種教誨並未再進一步將他推向宗教虔信，而是使之逐漸滋生出及時縱樂的頹廢意識，這種意識在很大程度上與他隨後到達的第三個地方南京聲氣相通，後者作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古都之一，從文化特徵上素來以耽于感官享受和追憶古老的繁華時光而著稱，在他來到這座江南城市時，恰逢當地“新文人畫”的興盛期，在那裏，他邂逅了朱新建，即使在多年以後的今天，他也從不諱言朱新建在繪畫意識上給予他的影響。 
心月開朗-宣紙-彩墨-38×43cm-2012 “用齊白石的筆墨畫裸體女人”，儘管只是“新文人畫”派中最具個性的朱新建早年的一個幻想，但多少定義出了他後來的方向；如果説朱新建因為認識到文人傳統的淪喪，轉而以書寫世俗化的慾望，達成了放浪與閒適的唯我主義面目，那麼，李津同樣是在放下了文化的“端正感”和負擔之後，找到了個人表達的自由——“我是斧斧生威，他是回首一袖箭” ，李津在述及自身與朱新建的差別時曾經這樣來形容，這應該是在表述朱新建的風格充滿南方式的靈動與簡省，而他自身則保留了北方式的鋪張與猛烈，不過，筆墨與氣質還不足以分清兩者，在我看來，他們的更大區別在於自我的文化身份定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