贗品指以假亂真的藝術品，在直覺上同真品很難區別。它們或用於牟利，或用於饋贈，或用於炫耀。藝壇學子和名家往往有臨摹古代書畫或仿製古玩的愛好，如米芾臨《中秋帖》，仇英、張大千臨《清明上河圖》。這類用於練習的摹本和倣品不在贗品之列，不過一旦作為商品或禮物並號稱真跡時，就成了贗品。 贗品充斥著國內外藝術品市場，由於真假難分，防不勝防，致使收藏活動充滿了陷阱。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一件被視為贗品的拉斐爾油畫，近期被鑒定為真跡，價值高達2500萬英鎊。作品本身沒有變化，身價卻翻了一萬倍左右，這就是真品與贗品的差別，也是製作贗品的利益驅動力。即便是贗品，如果臨摹的是名家名作，也可能會獲得暴利。2007年，一幅出價1000英磅的倫勃朗自畫像贗品在英國拍賣，眾多競拍者在賣家聲明是贗品的情況下競相喊價，匪夷所思地以220萬英磅落槌。此畫雪藏若干年後再拋出，會有更愚昧或更精明的人自願上鉤。 中國工藝贗品可以追溯到周代。《韓非子》記錄過一個故事，説是齊國討伐魯國，脅迫魯人交出讒鼎。魯人交出的鼎聲稱是真品，齊人判定為贗品，雙方各持已見，最後不得不請負責禮樂的官員進行鑒別。宋元明清都是書畫、陶瓷、青銅器、玉器作偽的高峰時期。秦始皇的傳國璽在五代或北朝失蹤，然而仿製品卻屢屢現身，不絕於史。直到乾隆皇帝即位，才將偽造的傳國璽剔除。2009年，乾隆皇帝“八徵耄念之寶”玉璽在倫敦蘇富比拍賣行以4000萬元人民幣的價格拍出。這枚玉璽一直藏在北京故宮，何以在倫敦拍賣？奇怪。 古代贗品的作用不全是負面的，它具有傳播功能。不僅傳世的王羲之《蘭亭序》和顧愷之《洛神賦圖》都是宋代摹本，展子虔《遊春圖》、閻立本《歷代帝王圖》，有人考證也都是宋人手跡。由於傳播手段的空缺，許多私家收藏的古代傑作被埋沒了。荊門包山楚墓出土的漆奩畫，畫面柳樹隨風飄蕩。由於奩盒藏在深閨，無人知曉，藝術家的匠心被埋沒了幾百年之後，才重新出現樹枝隨風飄蕩的畫法。唐宋時期的名作流傳到明末，經眼的畫家只有幾十人。這使得古代書畫不容易及時地産生影響，因而摹本的作用不能低估。即便臨摹走樣，只要有品位便有價值。一些人認為，傳世的《蘭亭序》不僅不是王羲之的原作，甚至不是王羲之的書風。有關爭論差不多已經變得無所謂了，有所謂的是其秀美書風既成事實地影響了中國書壇一千多年。宋代以前的名家字畫，很多都是借助倣品和贗品來支撐的。正是有了倣品和贗品，擴大藝術的傳承面才成為可能，古代書畫藝術才不會失之於抽象飄渺。在國外，這種情形同樣存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倫勃朗展廳，有不少平庸的畫面是代筆或摹本。其作用在於補壁，讓不懂油畫的觀眾在展館擁擠的時候都有看的對象。 當下，中國的山寨文化同古代偷偷摸摸的造假活動相比，已經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連高科技也進入了造假行業。比如仿製的陶瓷經X光照射，每秒鐘能將釉面老化程度提高二百年左右，以致業內人士認為而今的贗品連神仙都識不破。據調查，當今從事古玩書畫買賣的生意，利潤已經遠遠超過了販賣毒品和軍火。古玩書畫市場的真品，有人認為只佔5%，有人認為只佔1%，有人認為只佔萬分之一。另一方面，真假難辨的高倣品越來越多。洛陽孟津縣村民高水旺製作的高倣唐三彩俑，連國家級專家乃至儀器都分不清是真是假。高水旺因而當選為中國文物學會理事，獲得“河南省民間文化傑出傳人”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的“民間工藝美術家”稱號。在人們讚揚其傑出技藝的同時，不能不反問一句：在傳承技藝的同時，這種批量生産的仿製工藝，該如何有效地避免成為無良商人而斂財的工具呢？ 藝術界贗品的氾濫，既同藝術品價格高得離譜有關，又同中國人熱衷於向後看的文化觀有關。儘管三十年來朝野都在主張創新，但卻抑制不了模倣古人和他人的積習。為什麼畫家寧願耗費畢生精力去畫假畫和造倣品，而不去創作屬於自己的藝術？這表明藝術的獎勵機制出了問題。贗品氾濫的背後原因是一團亂麻的社會問題，比如，中國各類美院的學生，每屆總數不下3萬，八成以上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即便懷有高超的技術，能夠變成職業畫家的百不見一，參與製作贗品在理論上是他們謀生的一條出路。附會名家的贗品常常是行賄受賄的證據，好事者和暴發戶是這類贗品的收藏者。對好事者和暴發戶進行專業啟蒙教育是一件難事，而根治行賄受賄的社會弊病則難上加難，因而贗品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很難杜絕。 輸入“古玩打假”，在百度上搜索有13.6萬篇相關網頁，在谷歌上有31.4萬條結果；輸入“書畫贗品”，百度有104萬篇，谷歌有454萬條。儘管中國人抵制了至少兩千多年的造假作風，呈現的卻是不斷上升的態勢，而今更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中國收藏愛好者據統計有7000萬之多，他們大都衝著“糧油一分利，百貨十分利，珠寶百分利，古玩千分利”的信條在從事收藏，同時認可古玩字畫不打假的行規。當一種非正常現象成為正常現象的時候，所有的説教都會失去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