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來沒有這麼多機構想頒獎給王澍——當他獲得普利茲克建築獎後，他們蜂擁而來。能推掉的，王澍儘量推掉，只是偶爾配合。
2012年10月，王澍去美國接受《華爾街日報》頒給他的“2012年全球創新人物獎”。
領獎的時候，他順便去了一趟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那地方他已去過多次，每次都有新收穫。這回正在展覽繪畫上的中國園林，他看到了三十一幅文徵明畫的拙政園中的八幅，和一張北宋時期佚名的園林大畫，“難得一見”。
“每回出去旅行，心裏都在滴血。”王澍對南方週末記者説：“好東西都留在國外了。”他自詡“後鋒建築師”想從這些傳統繪畫裏探索未來。
王澍對“先鋒”的定義是“跟著國外最新的潮流跑”：“但面對傳統這個問題，包括國外有探索性的建築師，都無從下手。我覺得後鋒比先鋒更有挑戰性。"
別人忙著接項目、建地標的時候，王澍在工地上和工人們打了十年交道。
“找不到潮流的方向時，他們就要來看一看王澍在幹什麼。”王澍習慣了不著急，他清楚自己“在中國建築界一直有個特殊的位置”，“當所有人都忙完了，想安安靜靜討論點深度的東西時，就會找到我。”
普利茲克獎讓他終於從各類質疑中抽離，轉而身價倍增，不少地産商都希望能找來王澍設計，至少是“挂個名字”。
“這並不等於他不要錢，也不等於他抗拒商業設計。”許江對南方週末記者説。
王澍也做過商業建築——杭州的“錢江時代”公寓。但大多數時候，王澍還是會像以前那樣推掉那些地産商：“我做不到像有些人，既能在賺錢的圈子裏頭混一圈，又跑回非賺錢的圈子裏混一會兒。我沒有這麼高的智商。”
除了土特産，還有什麼是純中國的？
媒體：你曾説北京、上海不是你心目中的中國，它們什麼時候開始不是的？
王澍：我們整個一百年的變革，目的就是為了讓中國變成另外一個我們想像中的國家。
這個國家不管是資本主義的版本，還是共産主義的版本，都是西方模式。打造到現在，我覺得很成功，它基本上可以不叫中國了。當一個國家失去文化屬性的時候，你就失去了紮根在文化裏的基本的感覺和尊嚴。
媒體：在尋找“中國”的過程中，有沒有可借鑒的例子？
王澍：有一句國外媒體的話，對我很刺激。它説，中國是在現代對世界文化沒有貢獻的國家。
日本也曾經過大量的現代化破壞，但總有一批人知道有些東西是要堅持的。堅持到現在，人們會説，這種汽車一看就是日本的。但英國的評論説，即使它能做出全世界最好的汽車、電視、電冰箱，整個西方站在文化的高度上，對日本是不尊重的。只有當日本在時裝、建築、電影幾個領域裏獲得國際性承認的時候，他們才獲得了西方的尊重。因為你在現代文化裏有貢獻。反觀中國，除了土特産，你在世界上找不到哪類現代産品是中國的。
媒體：你還有一個説法很有意思，文化革命其實進行了一百年。
王澍：所有的為新而新、人和人之間基本禮儀情感的喪失，互不尊重、不信任，都是文化革命的結果，到現在還沒消失。包括謊言和假話，如果給這個時代一個尖刻的定義，就是一個以謊言為主體的過度商業的時代。像商業廣告，大家已經把它當成了常態，非常可怕。而光鮮的建築，就類似于謊言。
我帶兒子參加青少年機器人比賽。去了市裏一個公共建築，發現好奇怪，這麼巨大光鮮的建築，進入地下車庫的道路是如此混亂，被很多隔離墩切割成像迷宮一樣。它原來的設計是合理的，但在使用中沒有足夠的人力做日常維持。這麼巨大的空間，他們從沒想過這種奢侈的設計，需要管理和維護。這種造法，得有一百個“僕人”才能維持它的狀態。只請一個“阿姨”，怎麼維持？
媒體：你曾批評過梁思成，批評的核心是什麼？
王澍：梁思成其實是個對中國傳統傾注了很多心血的人。但他面對兩個不同類型的文明，卻用治西方建築史的方法來治中國建築史。這方法對中國建築的終結是有致命性的。他採用西方建築史當時比較主流的方法——以帝王將相為核心的建築史，事實上西方建築史的做法也不完全是那樣。這就使中國的民間建築完全不在他所討論的建築史範圍內。但我們又以他的觀點制定了建築文物保護法，導致每個城市只保留幾處著名的傳統大建築就可以了，其他都拆了。
你可以看到，治史的方法對現實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監獄式建築、醫院式建築
媒體：象山校區選址的時候，你堅決拒絕大學城？
王澍：大學城這類聚落的原型，是在19世紀歐洲出現的。當時為了在短期內，快速解決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的問題，就需要一些模式，這類模式叫巨型監獄模式。他們從監獄建築找到靈感，從而能夠高密度、有效率地組織大量的人，又能保證他們的穩定和安全，不出事。
為了解決那麼多人的集體生活，人們總要尋找這樣的模式：監獄、醫院、工廠、養雞場、養豬場。
整個的現代主義建築，都是以醫院這樣的地方做原型的：大玻璃、窗明几淨、陽光燦爛，非常健康。我做的建築都是有點臟的，但只有這類有點臟的東西，它和自然才是真正可以融合的。
象山校區這個地方類似于村落，當然傳統的中國村落建築，沒有這麼大的。我在這麼大的建築面積下，把傳統的感覺找回來，實際上是介乎城鄉之間的實驗。一方面，它為新城市建設，探索和我們傳統生活方式有關的模式。另一方面，它也為中國鄉村建設，探索比較偏向於城市化方向的模式。我希望用它來彌補中國城鄉建設分裂的問題。
媒體：但是它對空間的要求非常大，而我們處於人口密集的狀態。
王澍：它有點特殊。我們學校的老師就抱怨，你為什麼把房造得那麼密？中國的大學，建築和建築間會拉好寬的距離。我們所有的建築都沿著學校邊界，按照國家規範允許的最近間距，高密度建造。然後留出中間的風景，風景的出現是以建築的密度為代價的。反過來，密度很重要。傳統城市的密度，都比現在的城市要大。你去老村落看，街道都很窄，建築非常密集。不像現在，高樓大廈，中間有巨大的空間，綠化、種樹。
這種模式，我稱為郊區模式。經過西方建築上百年的實驗，被證明它形成不了城市的感覺。因為它缺乏密度後，就形不成基本的城市生活了，它更像某個城郊的睡城、居住地。你從一棟樓走到另一棟樓，累死你。在中國南方，暴日驕陽下，你會發現這樣是沒法生活的，就像迪拜，那沒有辦法步行的，因為太熱了。除非你坐著有空調的汽車，從一個樓開到另外一個樓。
這類城市，我不認為它能叫做城市，我稱之為反城市。
媒體：但現在摩天大樓間的間距，已經小得不能再小了。
王澍：它只是被現實逼的，不得不逐漸靠近。城市空間是需要連續性的。你去紐約就會看到，一棟高層和一棟高層基本是挨著的，它在臨近街道的部分，一定能夠像傳統城鎮一樣，形成連續的店舖。你會有興致在街上游蕩，從一個商店走入另外一個商店，那是城市的感覺。
媒體：你形容建築和居住在這個建築中的人，是一個虐待與被虐待的關係。在象山學院，有人在裏面繞半個小時出不來。你怎麼解釋虐待與被虐待的關係？
王澍：建築和人的關係就是這樣。你需要長期生活在這裡，它就像個模具，對你的生活甚至形體進行模造。其實我試圖擺脫這個關係，試圖讓人能體會到平靜、放鬆、自由，甚至不太有功利性，不太有目的的感覺。
如果你以一種無目的漫遊的心情在這裡閒逛，你就會喜歡這個建築，有點小小的迷失，很有趣。但如果你功利心很強，就會出問題。
你提到的這個案例，是我們後勤部門的一個女幹部。她站在一樓接近出口的位置，要去另外一棟樓辦事。我在這樓裏轉了半小時後，發現她還站在那裏。我説你不是要辦事嗎，她説我找不到出口。其實這個樓有八個出口，她是判斷不了哪個出口離她想去的那個地方最近。
媒體：用你的方式怎麼樣能夠形成一個理想中的城市？
王澍：比如杭州，需不需要高層建築？我做過研究，以這樣的人口，如果平均造八層樓，然後像傳統城市一樣，足夠密集，高層建築是不需要的。
巴黎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城市。它在19世紀中葉做過一次全城的大規模改造。最後形成這樣一個格局，道路比傳統要寬，但並不算太寬。建築平均控制在21米，也就差不多七八層樓的高度上，整個巴黎連續地形成了這樣的大格局。看上去都是沿街建築，中間會有一個很大的門，這個門平時不開，因為是私密的。偶爾有個居民會打開鎖，走進去。你看一眼，其實裏面都有一個大院子，漂亮得不得了。巴黎就是由成千上萬個這樣美麗的大花園組成的城市。
媒體：這些建築內部並不現代化，也不太舒適。
王澍：它的主要設施是19世紀末建造的，已經有點老了。現代化不現代化，不能這樣簡單評價。原本那裏氣候很好，基本上不需要空調。這兩年全球氣候變化，歐洲開始出現短暫的熱天，城市會有不適應，但它不是原來規劃的問題。況且，它在19世紀達到的水準，也比現在的中國城市要強。
“驢糞蛋表面光”
建築的後遺症
媒體：你喜歡用木工營造房子的方式，你覺得這種方式的魅力在哪？
王澍：現代建築這一百年的發展，都是逐漸脫離手工，走向機械。這使建築和人漸行漸遠。不光是建造時不用手工，也導致建築師設計的建築空間，越來越抽象，越來越乾淨，越來越硬。我一直在探索，如何能重新找回建築和人那種更親密的關係？
媒體：現在這種手工的方式，還能保留多久？
王澍：表面上，這是個手工和機械的問題。在它背後，相信科技能使生活更好，這是非常西方的現代觀念。
機械效率高，速度快，人們對它産生崇拜，但反過來人失去了在建築中很多的樂趣和體會。手工建築還有個特點，它能滲透在不同階層。最底層的人，也可以自己造房子。顯然整個機械時代，不是為底層服務的，它導致了社會的分層和分級、族群的對立。
我覺得中國還是幸運的。當大家來不及對這件事做深入探討的時候，歐洲已經喪失了手工的可能性，美國和日本也一樣。為什麼我做的建築，歐美建築師看了會很震驚，因為這是很多建築師在理論上討論、渴望的事。但他們沒有條件做。
媒體：手工也是你反社區奢華的一種方式嗎？
王澍：是。手工使用的材料都比較簡單，它能有利於迴圈使用和節約。今天中國正在很快地走向一個奢侈性的現代化，而這個國家有十四億人口，明擺著是不能這樣做的。
所謂奢華，一個方面是博眼球的、奇觀式的造型，這種造型都要花大量的錢。另一方面，更勇敢些，比如使用結構雜技，類似CCTV大樓，這也是巨貴的。第三個，巨大空間，極奢華。中國所有的五星級飯店都有巨大的大堂，你去歐洲，很少看見到這種，它相對於人的生活尺度，合適就可以了。中國建築的那種巨大是超現實的，這是中國超現實社會的寫照。還有的，就是大量奢華的裝飾材料堆上去。
但你會發現，如此奢華後，真正的內部構造，他還是要省錢。這導致內部構造品質一般都不過關，我稱之為“驢糞蛋表面光”的工程，表面光鮮，內部結構、設備上，能省則省，維護則幾乎不考慮。所以很多房子，剛造起來很光鮮，十年後就不能看了。
我做象山校園的時候，有外國建築師説，你解決了一個老大難的問題：中國人好像從來不想建築維護的問題，我們的建築一臟就很難看。而你的建築好像臟了也挺好看。
媒體：你跟庫哈斯聊過他對CCTV大樓的看法嗎？
王澍：其實庫哈斯説的東西，我也能夠理解。他一直有追求新意的探索精神。他的目的相對來説也簡單：做一個跟以前完全不同的高層。
但這不完全是建築師的問題，我們這個時代，就是想要這樣的建築師。建築師畢竟是中國甲方選的。這個建築，你可以説它有很多的問題；另一方面，它又極具代表性，是中國當代現實一個極重要的象徵。
媒體：你覺得中國的建築師和規劃部門是怎樣的關係？
王澍：同謀關係。大家對這套體系的做法都很熟悉了，從項目操作上來説，同謀是最容易的辦法。而我們做中山路改造的時候，要去和幾百個業主談，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這套複雜的做法最麻煩的。整個現代建築規劃，基本想法都是快速建造的想法。
這套規劃和建築的做法是完全配合在一起的。
媒體：那麼像你這樣的設計師和規劃部門的關係是？
王澍：一定會産生爭論。包括我做錢江時代，都是産生過激烈爭論的。我在那組高層中做了高密度探索，樓和樓之間的間距只有九米多。儘管法規是允許的，但城市規劃部門在觀念上完全不能接受。
最後房地産商接受了，規劃局也就遷就了。其實很大程度上，我們的規劃局一面要聽政府的，另外一面，要聽資本家的。他們最不聽的就是設計師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