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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
記者第一次見到王澍，他身穿一件中式的上衣，非常的傳統，非常的儒雅。採訪的當天下午他將從普利茲克建築獎暨凱悅基金會主席湯姆士·普利茲克先生手中接受2012年普利茲克建築獎獎牌。這是這一有建築界“諾貝爾獎”之稱、全世界公認的代表建築行業最高榮譽的獎項自1979年創立以來首次在中國舉辦頒獎典禮，王澍是首位獲得普利茲克建築獎的中國建築師。
在王澍看來，獲獎産生的反應特別好，中國的公眾和媒體突然對建築這件事情的關注成若干倍的擴大和增長，中國作為全世界建設量最大的國家，對建築的關注是遠遠不夠的，這次獲獎獲後，建築師們內部也有非常激烈的討論，整個氣氛發生了變化。大家一直激烈的討論著在中國快速現代化城市發展中，建設與中國傳統文化到底是什麼關係。
中國這30年來一直在追趕世界先進水準，主要是對科技力量和對經濟發展的相信，主要是靠這兩點支撐快速的發展。但是，在文化這方面，是不是經濟和科技發展起來之後，文化就自然跟著被發展起來呢？這一直是一個問題。王澍表示，中國建築師其實一直不太確認自己的水準到底如何，包括這次獲獎，剛獲獎的時候，最多的疑問是這是不是真的，因為大家不敢相信這件事情。
這幾年，中國各地城市化發展迅速，王澍認為，城市化並不是唯一的選擇，在中國，50%的城市化率已經夠了。包括城市化過程當中對原有城市的保留。中國還沒有搞清楚城市到底是什麼東西，就開始在無準備的狀態下過快的進行建設。“現在整個城市結構我們稱之為有城市感受的結構基本上消失。今天看到的不能叫做城市，而是一堆大房子的堆積，巨量的建設，把城市給破壞了，有大量的問題被製造出來、被産生出來。”
城市化的發展，面臨著如何平衡以前古老的建築風格與現代的非常商業的大樓之間的關係。王澍認為，一些老建築保護，往往會變成一種商業或者旅遊為主題的，大家已經忘記那些傳統的老的建築街區裏面的那種生活是多麼的美好，好像那些生活是沒有價值的，他們要變得更商業更旅遊才叫有價值。這個問題不是經濟力量可以解決，因為它已經超出經濟力量，它必須是城市的管理者從更大的文化發展保護的角度去思考問題，不能讓純商業的東西到處亂竄，這是需要有所控制的。“按道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應該特別有能力做這樣的事情，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所以我經常説社會主義國家就應該想如何做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做的事情，這個特別重要。”
“在混合文化發展的觀念中，城裏很多老區都是窮人，窮人就應該還住在裏面，不能因為他們是窮人就應該搬到到郊區去，那是完全資本主義的觀念，我不贊同。”王澍工作室，曾經在杭州做過一個中山路改造項目，就遇到了這樣的情況，王澍堅持跟市政府説，如果搞拆遷他就拒絕這個項目，如果讓他做這個項目就不能搞拆遷，這是一個前提，這是這個街區能夠活的下去的前提，最後王澍取勝了。24米的街道要他認為要改到12米，要讓街道變窄，要讓它重新恢復步行的氣氛。最後他們也局部做成了。“在中國這種大的結構其實已經非常糟糕了，但是局部的解決還是可能的，接下來應該是局部的一塊一塊的收拾中國城市裏的問題。”
以下為王澍採訪實錄（節選）
記者：自從您獲獎之後，您被推上風口浪尖，有很多爭議，甚至有些評論認為您是異類，您怎樣看待這個稱呼，是否能夠接受它。
王澍：其實我被稱為異類我都已經習慣了，被稱為異類已經20多年了，但是我覺得被稱為異類是一件好事，因為中國快速發展當中有這麼多的問題，如果只有一種主流在解決這些問題是不行的，需要有多種的意見、更加開放的意見，所以多一些異類對中國的發展有好處。
記者：您這邊探討很多城市化的發展，您覺得城市化發展除了往城市這個方向走，還有沒有別的方向，您這邊提到在您的作品或者在您的言論當中來自於三線城市或者是來自於農民的工人或者是人民他們應該往哪個方向走，在您的四合院樓層作品之中，您覺得這是其中的一個方向嗎？
王澍：這個事情很複雜，剛才提到幾個點都是面對這裡一些複雜問題不同的解決方案，第一個關係是關於城市和鄉村的問題，現在都在提城市化，大家還在説中國城市化只達到的50%，按照歐洲的標準不夠，要達到70%，我就不贊同這種觀點，因為要知道中國人口基數的話，50%的人們要比歐洲多了一倍半，所以在中國至少我認為50%的城市化率已經夠了。更大的問題是，中國更加生態的或者是更加平民化的、更加可持續的生活方式仍然大量存在於中國的鄉村，而中國鄉村發展現在是更加重要的一個話題，如果城鄉的發展平衡或者是鄉村被建設好，是對中國現代城市化最大的貢獻，所以我這兩年注意力在轉移，轉移到鄉村建設。
當然這裡有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因為中國現代化過程當中大家都認為城市比鄉村好，村裏的人都往城裏跑。所以我的另外一個工作就是，通過我的創作，其實我從鄉村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是我把這些建築做在了城市中。我記得我們學校曾經有一個學生説我恨死了這個校園，説我廢了很大勁通過考試逃離了鄉村進了城，後來發現又回到了了村裏。
最後説一句話，我覺得這是很重要，就是建築師通過自己的創作怎麼樣來幫助人們跨越城鄉之間對立價值觀的鴻溝，這是建築師有可能做到的事情。
記者：以前中國有一些很好的傳統建築，但是現在中國一些比較有名的建築，比如像T3航廈、鳥巢，央視新的辦公樓很多都是外國人在做設計，對這個問題您是怎麼看的？
王澍：這個問題我已經反覆的被媒體問過，但是我想大家反覆的問就是因為這始終是一個問題，我的看法是，其實中國是一個非常大的國家、非常開放的結構，我認為有這些建築都沒有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它不應該是一種排他性的體現，是這一類的建築使我們傳統包括鄉村文化都在消失，不能産生這樣的後果。所以我一直覺得中國的文化需要有一個足夠的自信，自信自己在世界潮流當中是有獨立價值的，至少是有獨立價值的一支，它應該能夠和這些東西並存，如果這些建築的建成是以北京大量傳統建築消失為代價，我是堅決反對的。如果它能夠是並存的，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相信這樣一種多條文化線索並存的價值觀，那麼這個對城市文化發展是有好處的。
記者：大家都知道王澍先生工作室是業餘建築工作室，在過去幾十年王先生一直在堅持從自己的心儀出發，不為利益驅動的這樣一個道路，在另類的路上走的義無反顧。在獲得普利茲克如此重大獎之後，您受到的關注度以及受到各方面的影響會是空前的，您以後的路會走的很難，您覺得您還能堅持業餘創作的態度嗎？如果有一個體制內的建築，甚至像鳥巢或者上海世博會中國館能夠讓您的聲名達到空前的高度的設計邀請您來做，但是甲方提出很多跟您心儀向左的建議和要求，您會拒絕嗎？
王澍：我倒過來答，剛才提到的那些大的標誌性建築有很多很強勢的要求，我從來不做這樣的項目，那麼一般發生的情況是，因為有的項目不是完全按大小來論的，因為中國現在很多項目確實都很大，我的看法是，過大尺度的建築往往會使人失去尺度的感覺，人們會失去正常的人在城市裏與建築之間正常的關係，所以我一般都會把大的建築想辦法消減成小的，這是我一貫的作風，這叫用弱小的東西消減權力大的東西，這是基本的哲學態度。如果甲方能夠接受我這個態度的話，這個項目我就可能來做，這是我的原則。所以我的工作方式不會變，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我就是這樣活著，也許這個獎來了之後確實是有很多人很誠懇的請求我，其實又是很有意思的項目，我稍微改變一點點，原來一年我們只接一個項目，現在決定每年接兩個，翻一倍。這是我現在一個基本的想法。
記者：從王澍老師的作品當中，我能夠感受到很深的中國傳統人精神，這種精神讓我感受到英雄和影視之間的關係區別就是能不能被民眾所接受，這時候讓我聯想到建築師和使用者之間的關係，可能建築師的好心會不會被使用者接受，會不會讓我們這些被城市化洪流衝昏頭的使用者能夠認識到建築師的好心。在建築設計當中，如何解決這種建築師和使用者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引導民眾？
王澍：我認為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努力的溝通和交流肯定是必要的。像我們做校園，一期建成以後就有很多議論，為了能夠和大家溝通，我記得光跟這些教授們各種各樣正式的討論會已經開了八個，但是最後建成時候仍然有很多人有各種各樣的意見，但是這個因為經過了交流就不會有激烈的影響，因為它總是有一個過程。我們的中山路改造，施工圖畫好之後，在施工過程當中，有大量的意見産生，很多居民意見是很小的，比如這個柱子擋住了我們家30公分，這根柱子必須向左移三十公分，對他來説都是很大的事情。當時我經常下縣城，最後實在討論不通，政府部門也問我們，我們的設計取消，這塊不做了，只有這個辦法，挑能夠討論通的來做，我覺得非常有必要，就是需要跟大家溝通和交流，因為現在的制度是有問題的，它剝奪了使用者和設計者之間的關係，使用者沒有機會參與建設過程，設計者也沒有時間來傾聽使用者的意見，這個過程我覺得特別的需要。我們寧波博物館也出現了這個問題，腳手架拆下了三米，他們就不敢拆了，因為市民反映這個東西太奇怪了，後來我們去市政府大講堂做了1000多人的兩個小時報告，反映非常好，拆下來以後大家就歡欣鼓舞，每天一萬人參觀，每天只能3000人參觀的博物館每天1萬人參觀，連續三個月一百萬人去參觀，每個人都去了六七次，反覆的，所以特別有意思，這就是和使用者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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