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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仃設計國徽與梁思成方案相峙 周恩來建議完善

藝術中國 | 時間: 2009-09-24 08:51:41 | 文章來源: 北京晚報

張仃堅持以天安門為主的方案,併為這個方案做了專業化的針對性解釋:

梁先生認為:天安門為一建築物,不宜作為國徽中構成物,圖式化有困難,宜力避畫成一張風景片,要變成次要裝飾。

設計人認為:齒輪,嘉禾,天安門,均為圖案主要構成部分,尤其以天安門為主體,即使畫成風景畫亦無妨(世界各國國徽中畫地理象徵的風景畫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題。

梁先生認為:國徽造型最好更富圖式化、裝飾風,寫實易於庸俗。

設計人認為:自然形態的事物,必須經過加工才能成為藝術品,加工過分或不適當,不但沒有強調自然事物的本質,反而改變了它的面貌。譬如群眾要求的嘉禾式樣是非常現實的,又非常富於理想的,金光閃閃,顆粒纍纍,尚僅從形式上追求,無論出自漢磚也好,魏造象也好,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美感上的要求,寫實是通俗的,但並不是庸俗的。

梁先生認為:國徽圖案應繼承美術上歷史傳統,多采用民族形式。

設計者認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繼承美術上歷史傳統,應該是有批判的,我們應該繼承能服務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這是原則,更重要的:不是一味模倣古人,無原則歌頌古人,而是推陳出新。

梁先生認為:國徽中彩帶倣六朝石刻為高古、唐代就火氣重了。

設計者認為:六朝的、唐的石刻造型都可取法,看用於什麼場合,有些六朝石刻佛像彩帶,表現靜止,確是精構,倘用在國徽中,就太靜止了,而唐之吳帶是運動的,所謂“吳帶當風”。國徽彩帶採用這樣的精神,正適應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

北京朱墻、黃瓦、青天,為世界都城中獨有之風貌,莊嚴華麗,故草案中色彩,主要採朱、金(同黃)、青三色。此亦為中國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識分子因受資本主義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畫影響,厭此對比強烈色彩,認為“不雅”。(尤其厭群青色。但不可改為洋普藍及孔雀藍,否則中國氣全失,且與朱金不和。)實則文人尚未發展之前,國畫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畫,再早漢畫,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廣大人民,至今仍熱愛此豐富強烈的色彩,其次非有強烈色彩,不適合裝飾于中國建築上,倘一味強調“調和”,適應書齋味,一經高懸則黯然無光,因之不能使國徽産生壯麗堂皇印象。

以上係摘自有關原始檔案,文中“設計者”乃第一人稱的張仃。

兩個方案,各自表述,也各有其欣賞、贊同者,竟成相峙之勢,於是交政協表決(此前,張仃的政協會徽設計方案被順利採用,廣受好評)。張仃方案以微弱多數票勝出。

周恩來總理再做決定,將張仃方案交梁思成小組完善、深化,最終再由張仃製作為成品件。這一決定,同樣體現了賦權於民,爭取廣泛團結的偉大智慧。後來,梁思成作為黨外人士領取了現金稿費;張仃作為黨內同志領取又捐回了象徵稿酬的200斤小米。

應該説,初稿階段的張仃國徽設計(即手繪稿),天安門的比例不很標準、規範。梁思成小組根據實測,極其精準地再造了一個莊嚴雄偉的圖像天安門,剪影軒昂,氣度非凡。更重要的是,雕塑家高莊更在執行深度加工的過程中,用“吳帶當風”的綬帶詩意發揮,匠心獨運地處理了天安門、麥穗、齒輪和五星之間的審美統一,絲絲入扣,氣通神貫,令國徽設計獲得從二維平面到三維立體的品質飛躍。後來,張仃帶領美術供應社的技師,把直徑3米多的木雕巨型國徽趕制出來,並於1950 年9月30日親自挂上了天安門城樓,直到今天。

以下要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基本形成條件:領袖們及其所代表的時代精英的立國理念和意志;政協的選擇投票和交辦決策;張仃的初稿及梁思成對初稿的補襯;梁思成小組的完善,尤其是高莊的浮雕藝術昇華;張仃小組的最終製作。各個環節互為關聯與支援,缺一不可。國徽乃集體智慧的結晶。

此前此後,張仃還曾親自設計或組織設計過開國郵票、政協郵票、開國大典美術景觀、中南海多處裝修等。將八個大燈籠挂上天安門,最初也是他設計創意的。

作者: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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