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得多放得少
父親在進初中之前已經開始拍照了。後來除了５０年代，因為他在同濟大學主持的全國第一個城市規劃專業處於草創階段，編寫教材和備課實在太忙，拍得稍少一些；在70多年裏幾乎沒有一天停止過擺弄照相機。他留下的負片和反轉片數以萬計，但留下的印放照片，尤其是高品質的印放照片卻並不多。推論起來，沒有充分的時間，沒有暗房，經濟條件的限制，固然是主要原因；他對品質的固執要求，我沒能盡力幫助，也是原因。抗戰前創辦《飛鷹》雜誌時，父親向冠龍照相材料行的老闆提出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能使用冠龍的暗房；他很高興作為雜誌股東的老闆同意他的這一要求。不久，父親在《飛鷹》上分三期連載了他寫的《貝松分調放大法》。在這篇文章裏，父親用自己的放印試驗為例，介紹了如何用德國攝影家亞非·貝松創造的用兩張負片（一張為原始負片，另一張為由原始負片翻制的強光負片）分次疊放的方法，以增加放大照片的暗部和亮部的層次。這些３０年代編輯《飛鷹》時期放制的高品質的照片至今還使西方藝術博物館的收藏專家頗感驚訝，認為它們絲毫不比西方同時代的照片遜色。《飛鷹》停刊之後，父親前往德國留學；到德國後不久即買了放大機。可惜在以後的歐戰期間，感光材料在德國民用市場上的供應很差。父親後來曾向吳寅伯先生介紹過他是怎樣在買不到適當反差度的放大紙的情況下開動腦筋，用濕放法來解決困難的。二戰過後，父親回到上海，結識了攝影家吳寅伯先生；印放照片常借用吳先生的暗房。50年代，吳先生因工作調動遷居北京，父親偶然印放照片就只能採取四處遊擊的方式了。４９年後，父親開過兩次展覽會；但是選擇作品都受到一定的限制，製作品質也是差強人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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