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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峰是少有的中國主流搖滾明星。這是他自出道以來就夢寐以求的狀態。他有過努力、尋找、妥協和堅持。他樂於嘗試不同的舞臺也願意與時代互動。他有自己的生存法則。
本刊記者/楊時旸 陳濤
汪峰穿著黑色皮衣皮褲，梳著聳立的“飛機頭”，不茍言笑地對著一排錄影機。他要為自己即將開始的大規模巡演造勢。
不久前，他以一首《我愛你中國》登上央視春晚，唱到高潮部分他雙膝跪地。很快，這引來了眾多奚落，當然那些批評也不太新鮮，無非“搖滾諂媚，墮落”的説法。
“事實上我心裏一直堅持是，搖滾樂應該打破所有界限。搖滾樂應該是所有音樂當中最大眾化和最能夠深入人心的。”汪峰對《中國新聞週刊》説，“我從一開始做音樂就是做主流搖滾。”
如今，面對批評，他早已能刀槍不入。成為主流是汪峰的理想。一直如此。
成功
結束髮布會，汪峰放鬆了很多。“下面沒拍照的了吧？”他問。助手説，“你可以隨便抽煙了。”他點了一根“中南海”。
“讓我獨立唱一首歌，聽上去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是在春晚舞臺上所有藝人都知道這有多難。為了保證這種完美的體現，他們也做了很多努力。”汪峰回憶，“哈文當時很誠懇地找到我。”
就像他曾經説過“從不覺得‘同一首歌’的舞臺多麼庸俗”，他更不會不屑于春晚的舞臺，即使後者如今的功能更多地在於讓網友吐槽狂歡。“更大的意義是，我可以作為搖滾樂的代表站在這個舞臺上，並且是完整地呈現。”汪峰説，“也許我沒有做到很完美，但這是一個開始。”
其實，汪峰與主流的蜜月期很早就已經開始，那是他小心翼翼經營的結果。2004年，《笑著哭》出版，封面上的汪峰戴著淺棕色墨鏡，敞開幾粒襯衫紐扣。主打歌《飛得更高》日後成為了街邊小店、KTV麥霸和公司年會的新寵。“神六”發射直播時，央視竟然選用了這首歌作為背景音樂。在《飛得更高》中，汪峰放棄了早期知識分子的思考狀，寫出了“生命就像一條大河，時而寧靜，時而瘋狂”這種直白得有些鄉土氣息的歌詞。它的鋪墊、起承與宣言式的高潮部分，有一種城鄉通吃的晚會氣質，既可以成為個唱的大合唱曲目，又可以進入任何一個三線小城引發共鳴。在那個唱片日益式微、演出成為歌手唯一收入來源的時代，汪峰終於以一首主打歌成為了晚會的寵兒。然而喜歡它的新樂迷不會知道汪峰也曾經在暗夜中痛苦地吟唱《晚安北京》。
“那段時間是從事這個行業以來最痛快的時候。不了解搖滾樂的老百姓太喜歡這首歌了，而所有從事搖滾樂的人包括樂迷都覺得我是一個叛徒。”汪峰説。
2005年年底，新作《怒放的生命》與《飛得更高》無縫續接。這兩首作品成為了這個壓力時代的加油聲。雖然有人認為這聲音如此“廉價”“低端”，但心靈雞湯永遠是大眾需要的精神補品。
“那兩三年的時間是最重要的，因為我永遠不會採取辯論的態度以扭轉他人的看法。我只希望通過作品和行動本身去做。”汪峰説，“當然，我也需要一個漫長的自省、自問。也正是通過這個，我才明白其實我做的是對的。”
出發
成為“搖滾明星”，這就是多年來汪峰想要的，從開始選擇搖滾樂的那一刻起，從未動搖過。
作為中國搖滾樂早期的代表樂隊，由幾位中央音樂學院學生組成的“鮑家街43號”從成立之初就註定了它日後的風格——融合著學院訓練的工整編曲、動聽旋律與思辨性的歌詞。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是汪峰個人的特點。
與之前在1992年就業已成名的唐朝、黑豹樂隊不同，前者的集體創作模式和集體形象包裝都更加樂隊化，而“鮑家街43號”，汪峰是絕對的主角。
1990年代中期，樂隊開始頻繁在酒吧演出，幾十元一張門票。1997年，樂隊同名處女作發表，《小鳥》和《晚安北京》成為了樂隊早期的絕對代表作。之於1990年代急劇轉型的中國社會來説，這兩首歌切中了青年人與體制的衝突與無奈，音樂中對時代悲劇性的認定和個人反抗的強調成為一代人的代言。
他在《小鳥》中唱道，“我再也不想麻木，再也不想任人擺布，再也不想在謊言中，把生命虛度……我們曾經握緊拳頭去爭取一點點自由。”歌中的衝突和反抗，映射著1990年代失意者們的艱困內心。其實，這些歌詞仍如同北島早期詩作中的宣言式腔調。這是汪峰對於個人音樂語言尋找的開端。
幾首歌的走紅並未讓汪峰過上搖滾明星的生活。這是中國搖滾樂手的集體性悲劇，與資本方的資訊不對稱、對市場化的莫名排斥、對搖滾樂的片面性理解，多重因素的化學反應成為了他們日益潦倒的原因。但汪峰從最初就認定搖滾樂可以讓自己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並願意為此付出努力甚至妥協。
世紀之交，汪峰給出了一首《再見，二十世紀》。他在這首充滿寒冷和絕望感的歌中唱道，“我從五歲歌唱到現在已經蒼老，甚至還是兩手空空像粒塵土。”這是汪峰的自畫像。嚴格的學院訓練之後，他放棄了體制內穩定的樂團工作，選擇了搖滾，多年過去，一切仍在原地打轉。1990年代已經過去，適應商業時代的人們早已迎來了成功，那些死磕的搖滾青年也已認命，但汪峰既沒有得到前者的金錢，作為一個音樂科班出身的北京人也絕不可能認同後者的生存邏輯。
汪峰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未來——成為搖滾明星。於是，他在迷茫中用這首《再見，二十世紀》向舊時代作別。那句“再見，二十世紀”和曾經經典的《晚安北京》旋律如此相似。這告別多麼意味深長、戀戀不捨。
很快，機會終於到來了。
2000年，著名音樂公司華納向汪峰發出了邀請。但，只針對他一人，而非全部樂隊成員。
尋找
“許曉峰當時是華納中國的總裁，也是我曾經很重要的老闆和經紀人。他有這樣的眼光，覺得我的歌會長久。”汪峰回憶。
那次拋棄樂隊單獨與大公司簽約被很多人斥責為“見利忘義”，多年後，他自己也承認那是一件“很孫子”的事。但是汪峰不會放棄進軍主流舞臺的可能性。
2000年底汪峰單飛唱片《花火》出版。對於華納和汪峰來説，他們都在尋找對方可以接受的底線以及市場對汪峰的重新認定。
“鮑家街43號”時代的兩張唱片，封面設計充滿抑鬱的藍色和抽象的碎片，而《花火》直接以汪峰大頭照的形象貼上了封面，配以“花火”這個台灣、日本氣息濃郁的文藝名稱，彰顯著汪峰轉型的決心。在主打歌《花火》中，汪峰半是預言半是宣告地唱出了“這是一場沒有結局的表演，包含所有荒謬與瘋狂。現在我有些倦了，所以我，開始變了。”
彼時，憤怒的搖滾樂紛紛失效。人們更樂於在紛擾的現實中聽到切合內心掙扎卻仍溫暖向上的聲音。汪峰與這樣的要求相遇了。
在籌備個人作品的同時，他開始尋求更為主流的空間為自己積累聽眾。他為電影寫配樂，為北京國安足球隊譜寫《英雄》，甚至為一檔電視劇寫出了主題歌《忠誠》。這兩首作品與汪峰的經典符號相去甚遠。但這是一種奔向主流的決絕心態。
2002年，《愛是一顆幸福的子彈》出版。他在這張新唱片中歌頌愛情、紀念灰燼。《在雨中》成為很多人傳唱的新作。但實際上，汪峰仍缺少一首真正意義上便於傳唱、或者更直白地説便於商演的作品。他之前的所有成名作，都顯得過於自我，即使引起共鳴，也只適於在安靜的環境中一個人應和。如果想成為搖滾明星，他太需要一首能夠在體育場可以引發合唱的歌。
於是，兩年後，有了那首《飛得更高》。
回歸
《飛得更高》與《怒放的生命》讓汪峰可以挑揀晚會的邀請，也可以要求巡演中的頭等艙。他對這類歌曲駕輕就熟，接下來的專輯中，他又寫出了《勇敢的心》，一如既往的昂揚與空洞。曾經的反思和憂慮，疼痛與絕望，在這些作品中早已不見蹤影。這一切是這個時代的需求，但汪峰需要稍作扭轉，在保留商業性的同時，將自己的聽眾從城鄉結合部再次轉移回都市。
“主流搖滾是最難做的，因為必須要經歷搖滾樂和流行樂兩邊的罵聲。然後你必須要達到高度結合的藝術和商業。”汪峰説。
他交出的是《信仰在風中飄揚》。廣為傳唱的《春天裏》以中産階層的姿態回望過往。一直陪伴他的聽眾，大致經歷著與他相似的心路歷程和生存境遇，此時的回歸，都市中也已成功的中年人再度變為汪峰的消費者。
汪峰本人得以從“勵志歌手”的諷刺聲中脫身，雖然他仍經歷著另一場指責其既得利益之後繼續裝無辜的批評，但《春天裏》的歌唱畢竟是一種稍有內心感的表達方式。更何況，在這張唱片裏還有諸如《名利場》《有意思嗎》這樣直指當下社會物欲橫流的尖銳作品。只不過這個層面的汪峰一直被巧妙地隱藏在勵志和抒情的幕佈下。他堅持對一些現象發聲，但也懂得從不大聲聲張。“我的作品中有甚至一半是很傷感很尖銳的作品。”他為自己辯護。
在這個邏輯上繼續推進，汪峰用《存在》探討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這是當下時代的迷茫，汪峰切準了脈搏然後發出了無法作答的提問。“其實‘存在’這個話題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圍繞著我們中國人。”汪峰説，“生活的品質更好一些，事實上更累；選擇更多了之後，出現的困惑更多；獨立意識更強了以後，出現的混亂更多。”
他再一次順勢而為地找到了生存空間，佔領了一個少有歌手與其競爭的“藍海”。在優美的旋律中加入一點點失真效果，在最直白的敘述中攪拌一點點思考，就一定能脫穎而出，這是汪峰的秘方。
1990年代至今，汪峰一直與時代密切互動。他有著中國搖滾樂手稀缺的作曲能力和製造動聽旋律的熱情。歌詞中的反思和憂鬱氣質始終是他重要的標簽。1990年代，他歌唱迷茫、禁錮與自由；2000年初，他擁抱商業和時尚的可能性；在那之後，面對社會分層所帶來的巨大壓力，他擔當有著搖滾味道的拉拉隊長製作心靈雞湯；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他又開始面對自身重新思考生存價值。
在每個時代順勢而為，他把自己分成了幾個完全不同的側面，人們看到了晚會舞臺上勵志的汪峰、引領價值思考的迷茫的汪峰以及低聲批判的更加搖滾化的汪峰。這是他得以成功的生存邏輯。他很清楚自己的得失。如今，他再也無法買一瓶啤酒坐在長安街邊看著車來車往。“現在我必須呆在車裏，然後外面還沒有警察。”他這樣説道。所以，他可能再也無法寫出《晚安北京》。
汪峰
中國主流搖滾樂代表人物。“鮑家街43號”樂隊創始人之一，自幼學習小提琴。曾出版《鮑家街43號》《花火》《信仰在空中飄揚》等多張唱片。不久前登陸2013蛇年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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