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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峰，內地著名音樂人，中國新搖滾樂的代表人物之一。鮑家街43號樂隊發起人。
文_ 河西 攝影 _ 邵欣場地提供 _ 橙cinemas
標誌性的黑框眼鏡，頭髮沒有抹髮膠。
他坐在北京一家半島咖啡二樓的沙發上，開了半天的會，又接受了媒體窮追不捨的訪問，多少有點疲憊。這不是舞臺上高唱著“我要飛得更高”的汪峰，記者面前的汪峰，聲音低沉渾厚，語速不快不慢。但是，沒有笑容。
2011年是汪峰四處奔波的一年，結束了四月份在北京的演唱會後，他又馬不停蹄地展開了鄂爾多斯、成都、深圳、北京、上海的全國巡演。
忙碌，對一個音樂人，尤其是一個搖滾歌手來説，在某種程度上是成功的一個指標—當大多數從上世紀90年代走過來的搖滾歌手，或退隱賦閒，或靠音樂節演出為生，抑或轉行幕後，汪峰不僅新作不斷，而且個人演唱會、商業活動演出頻繁面世。
11月16日，他的最新專輯《生無所求》出版。這是他的第九張個人專輯，雙CD，26首歌。這裡面有溫情的《爸爸》和《向日葵》，也有憤怒的《存在》和《抵押靈魂》。他説，只有不停寫歌才能給他內心帶來平靜。
因為，父親
這張雙CD的封面上，天空，是近似于無限透明的藍。內心平靜，從他專輯曲風上的變化也看得出來。《爸爸》，寫給已逝的父親，沒有吶喊和嘶吼，也沒有吉他華彩solo，顯得平淡質樸。
因為，父親。
父親，為他打開了音樂之門，但是汪峰對父親的態度，叛逆、虧欠、愛與恨，曾經與現在，百味雜陳。
1971年6月29日，汪峰出生在北京一個軍人家庭，父親是海政歌舞團的長號演員。父親的理想，就是讓兒子汪峰成為一個偉大的小提琴演奏家。年少的汪峰，愛古典音樂，愛小提琴，但是，沒有童年樂趣的練琴生活也讓他的內心深感壓抑。
這種壓抑，在青春期完全地爆發出來了。18歲，汪峰以高分考入中央音樂學院，在師哥小偉的帶領下，他第一次接觸到搖滾樂。從此，搖滾樂所帶來的那種直達心靈的感動，就像在他內心點燃了一把無法熄滅的熊熊烈火。大四時，他與龍隆等好友自發成立了搖滾樂隊，以母校的門牌號作為樂隊名稱—“鮑家街43號”。玩得盡興，與父親的關係卻迅速降到冰點。他留起了長髮，在軍人父親眼中，這近乎于一種流氓行為。
“你最好不要碰這些東西！這根本不是音樂！”父親的態度非常明顯。
“爸爸，我喜歡搖滾，我覺得它更適合年輕人。”不服氣的汪峰則據理力爭。
三天兩頭的爭吵是難免的。汪峰是孝子，但是這時候，在理想面前他選擇了理想。畢業後，本來在中央芭蕾舞團擔任首席提琴手的汪峰有著光明的前途和不錯的收入，可是，他“竟然”選擇了辭職，而且，還先斬後奏，也沒和家人商量。這讓父親氣不打一處來，他一怒之下，打了兒子一巴掌。
之後的事實似乎證明了父親的良苦用心。負氣出走、搬出家去租房居住的汪峰，微薄的收入只能勉強維持基本的生活，他住在一間小小的地下室裏，甚至一天只吃一碗麵條。
就像那首著名的《春天裏》所唱的：
還記得許多年前的春天
那時的我還沒剪去長髮
沒有信用卡也沒有她
沒有24小時熱水的家
北京的冬天，很冷，他的屋子裏，沒有暖氣，臉盆裏的水，都會結冰，甚至有一次，母親忍不住去看他，看到兒子住在這樣的屋子裏，抹著眼淚，拉著他的手，説：“跟我回家吧！再住下去你就要凍死了。”
汪峰沒有動搖。他的執著迎來了春天。2000年7月，汪峰與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華納唱片簽約，事業突飛猛進。此時，他的父親才知道，兒子並不是個小混混。2007年5月，他在北京工人體育館的演唱會上，母親坐在台下，淚流滿面，汪峰知道，雖然父親沒有到場，但是已經原諒了他。
5個月後，正在雲南麗江演出的汪峰剛下舞臺，電話就響了，是母親的聲音，還來不及高興，她的一句話像一把斧子重重地砍在他的心上：“你爸爸，走了。”
汪峰愣在那兒，心如刀絞，淚如雨下，想起年少時為了理想而與父親發生的各種不愉快，各種讓他老人家心痛、憤怒和流淚的往事。
他父親生前最大的心願，就是出國看一看，他記得，於是，“之後我出國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帶上父親的骨灰，把他散在海裏或者寬闊的平原上，就像父親去過那裏了一樣。”
指向天空的手指
《生無所求》中的《爸爸》和《向陽花》，代表他作為一個父親的兒子和一個女兒的父親溫情的一面，但那樣的溫情，並不表示他已經走向了搖滾的反面。
7月30日。張北草原音樂節。
壓軸，輪到汪峰上場了。
《怒放的生命》一曲唱罷，汪峰一手握著話筒，表情變得凝重。他説：“現在已經很晚，我想唱一首歌，這首歌原意是講述愛情的，但今天我想讓這首歌賦予更深的意義。我不知道到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將我們心底的感情毫無保留地表露出來，現在，在這個時刻，我希望我們所有的人都可以為8天前因為動車事故而死去的人寄予我們最深最深的感情，希望那些在名單和不在名單上的人，都可以得到我們最深的祝福和感激。我希望每個人手指著現在的夜空，默哀半分鐘，要讓他們聽到。”
於是，草原上，風中，和搖滾的紅旗一起，無數的人舉起了手指，向著天空，向著亡靈，默哀。
那天，是2011張北音樂節的第二天，恰逢“7·23”甬溫動車追尾事故遇難者的頭七。
“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淚，至少有十首歌給我安慰，可現在我會莫名地哭泣。”在這肅穆的空氣中，汪峰唱起了這首《當我想你的時候》。
很多人手一直舉著，直到汪峰唱完最後一個音符。
汪峰今年40歲了。年過不惑，他變得沉穩，內斂，但他説，他“不會溫和”。
這些年來，有人認為汪峰走向了流行和商業，他的成功事實上是背叛了搖滾。
面對質疑，汪峰説自己並不會變得溫和，而是隨著年齡增長，對於自己要表達的東西會更清晰更明確。“一個藝術家不要動不動就扮演政治批判者的角色，特別庸俗！你不是搞政治的，你無權去評判政治，但是作為一個人，你有權利去表達對當下生活的不滿，有權利去思考社會的根源問題，我做到的就是這樣。”
“多少人走著卻困在原地/多少人活著卻如同死去/多少人愛著卻好似分離/多少人笑著卻滿含淚滴/誰知道我們該去向何處/誰知道生命已變成何物/是否找個藉口繼續茍活/或是展翅高飛保持憤怒/我該如何存在”《存在》。
汪峰，還是很憤怒。
南都週刊x汪峰
這還不是我心中的理想社會
我有話要講
12月16日，汪峰在北京三里屯橙cinemas的MV拍攝現場。
從音樂人上升到公知是趨勢
南都週刊：今年也40歲了，到了這個年紀，看問題的方式、對音樂的理解會不會有些變化？會不會變得溫和一點？
汪峰：只會更鮮明，表達起來更直接更放鬆，不會變得溫和。我覺得這和年齡沒有關係，年齡只會讓你更清楚自己要表達什麼。
南都週刊：可是我聽了新專輯《生無所求》主打的兩首歌（《向陽花》和《爸爸》），前者寫給五歲的女兒，後者獻給已故的父親，質樸溫暖，從文字到音樂都是這樣，覺得自己在變化嗎？
汪峰：你説的是第二波主打歌，這是一個雙CD專輯，而且這只是其中的兩首慢歌，並不代表我新專輯的整體風格。
南都週刊：你微網志的簡介上寫著：“現代文明是一堆垃圾，我們都在扮演著拾荒者的角色，將自己越掏越空。”是不是還是對這個時代比較悲觀，比較憤怒？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我們有沒有希望？
汪峰：其實我有很多讓人覺得很積極的一面。我覺得所有正面積極的音樂，能夠給人力量的音樂，其根基都來自於對這個世界清醒的了解。我認為在當下社會，科技、經濟的進步只會讓絕大多數人覺得內心越來越空虛，這是轉變的速度太快導致的結果。
南都週刊：這是對整個世界的看法，還是説對於當下中國的看法？
汪峰：至少我活在當下的中國有這樣的想法，我看到有問題的一面才會提出正面的意見，我是有的放矢的。
南都週刊：在今年的張北音樂節上，你號召現場觀眾一同手指天空，向甬溫動車事故中的死難者默哀，為什麼要在演唱會上這樣做？
汪峰：那就是我所説的積極的一面，我覺得作為一個藝人，在演唱會上應該這樣做。
南都週刊：平時關注社會問題嗎？
汪峰：我很關注社會上的一些變化。就像你剛才問到的，我微網志上的個人注解，全屬於我對這個社會的看法，種種腐敗和似乎法律都沒有能力解決的問題，或者因為種種原因還存在不公平的現象，才讓我們感到困惑和迷惘。
南都週刊：那麼在這樣的現狀下，你覺得我們應該以怎麼樣的心態來面對生活？
汪峰：真正的認清，敢於面對，而不是回避。不是説知道就算了，大多數老百姓是這樣的，這也無可厚非，因為他們清楚，憑一己之力是不可能改變什麼的。這一定是一些公眾人物或者社會精英，能夠讓老百姓覺得可以代表他們的那些人和集體，不斷地、長時間地提出某些問題，在公眾中間展開討論、引發思考，長此以往，才可能改變現狀。
南都週刊：現在很多藝術家和音樂人開始變成公共知識分子，你怎麼看？
汪峰：一個藝術家和音樂人從藝術或音樂上升到公共知識分子的層面是一個趨勢，因為個人畢竟渺小，他所做的事情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影響力有限，如果他願意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去引起人們對全社會一些問題的思考，我認為是很可貴的，這才是真正的藝術家應該去做的事！而且最頂尖的藝術家，他的作品、他的言論都會起到這樣的作用。
這不是功利性的，不是説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或者影響力去不斷地説這些話題，事實上這樣的人是有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但還是要看作品，我覺得藝術家最重要的還是他的作品，作品裏面可以反映出他想説什麼，這樣反映出的社會問題才最真實。
如果有一些所謂的藝術家，説的東西跟他的作品完全沒有關係，而他天天在説這些，這就顯得虛偽。因為這些話老百姓都會説，只是沒人聽，你有名氣，你的話會被放大，就是這樣。作品才最真實，我希望人們在藝術家的作品中感受這種強烈的社會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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