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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不常笑。
有時他明明很高興，卻依然皺著眉頭。不少人誤以為他過分嚴肅，其實，“皺眉只是我的習慣”。在歌迷為他總結的十大關鍵詞裏，排名前三的分別是詩意、神秘、冷靜，李健只認可冷靜這一點，“冷靜源於懷疑，懷疑來自獨立的判斷”。至於冷靜的結果，李健的回答是：“無論社會怎麼糟糕，無論環境怎麼變化，還是應該對自己在意的人和事保持信心。”
令他在意的事有很多，比如生命的基本底線、文明的基本秩序等，這其中，“我最關注個人意志”。經歷過集體主義教育，也懷疑過它的必要性，所以今日，李健談得最多的反而是個體以及對個體的尊重。記者問他，尊重之上難道不應該先有關懷嗎？只見他眉間一緊，給出了招牌式的推論——
“關懷來自於熱愛，熱愛來自於本性的善良。但人性的進步很慢，或者説千百年來人性的進化微乎其微，那就遇到了一個問題，如何犧牲才能更充分地享受有限的自由？要我説，就是誰來還你尊重。”
在不會埋沒人才的時代，他反思
儘管李健8月11日的演唱會在即，我們這次採訪的重點卻不是音樂。對一名音樂人來説，能在“唯作品論”氾濫的今天跳出對“創作”的解讀，實屬不易。事實上，在李健眼裏，用作品來衡量一個人的性格是完全荒謬的：“作品只是掠影，我更願意還原人本身的樂趣，它可能是通俗、粗俗的。我也有特別戲謔的一面，也不要求自己是一個高尚的人。”
和大眾的印象相反，李健其實格外熱愛談話。如同作家只有通過書寫別人的故事才能獲得完整的生命體驗，李健也擅于從談話中“清楚地了解自己”。某種程度上，把“超驗”這一普遍存在於藝術領域的現象放到他身上，也是妥帖的，“靈感是自動降臨的東西，只要腳踏實地地生活，你就能感受到人間萬象。任何人活到60歲，你都可以説他比海明威滄桑。”
李健曾數次遊訪拉美，在那裏，他親身體會到了魔幻現實主義是怎樣鼓舞了一個民族的。巴西平民窟內，我們看來無可救藥的現實居然披上了一層歡欣的外衣，生活品質的惡劣並未拔刀斬斷人民的樂天，而是催生了一種與苦難息息相關的韻律。對比之下，李健發現“中國人好像太容易悲觀了，我們的傳統是壓抑、是服從，這種情況下，你很難得到讓自己滿意，也讓對方滿意的狀態。”
針對這個問題，李健反問記者是否有過“為配合截稿日，交出不滿意的作品”的經歷，獲得肯定的回答後，他流露出些許無奈。作為長期秉持的觀點之一，李健認為藝術類工種應當是神聖的，包括音樂，“藝術，你得先有藝，我理解的‘藝’就是技巧。卡爾維諾説過，小説是為頂尖的人準備的行業，同理，音樂家必須是嫺熟和高超的。國內流行的神曲其實是泛娛樂化，泛娛樂化比泛政治化更可怕。”
之所以這麼説，李健有他的理由。他反對彩鈴，因為彩鈴恰恰代表了泛娛樂化的批量複製，“庸俗的選擇太多，你不知道真正愛哪一個”。因此，借助甄選，或向“古典”求援，李健找到了適合他的解決辦法：“經典類似圖書館，蘊含了所有的源泉，也能提供一切技術支援，你不容易上當。”但他也同意，這是一個“不會輕易埋沒人才”的時代，只要提供一點機會，有才之人就將脫穎而出——聽起來，像不像對他個人經歷的無心概括？
在得到無解的答案以前，他享受
關於享受，李健“越來越能體會到曾經忽略的生活細節”。一頓安靜從容的飯，也許意味著獎賞；一次漫無目的的遊歷，也許和“看似無關緊要的生活瑣碎”具備同等價值。當然，後者帶來的愉悅更大，“基本能驗證我對美好的猜測，從而讓我對目前擁有的生活滿懷希冀。”今年年初，他在蘇黎世散心，工作日的大街上行人稀疏，“特別平和”；在飯館用餐時，有服務員熱情地演奏民族樂器，邀請食客參與，且不收取額外費用。李健的直覺是，“他沒有把演奏當成敷衍，而是樂在其中，因為他沒有那麼多後顧之憂，國家福利允許他把更多精力放到自我滿足上。這才叫安居樂業。”
李健心目中理想的文明是倫敦式的，“有節制的尊重，有節制的熱情”；他在康橋校感受到的厚重，是“對傳統悉心維護的美”。另一種理想與自然相關，“去年我去了趟貝加爾湖，清澈得讓你無法置信。冬天結冰的湖面，透明得像面鏡子，你能看到水下40米，它是偉大的。”記者好奇，你沒有感覺孤獨嗎？李健點頭，“旅途的孤獨是一種預料之中，有時候是刻意尋找的，它近似于喜極而泣後的滿足。”
在為陳凱歌的新片《搜索》所做的片尾曲裏，李健留下了如下手記：“這個世界會不在意你的微弱，當一顆流星隕落的時候，沒人會為你感到怎樣，世界似乎從來沒變。天若有情天亦老，古人説盡了所有的道理，我們真是費盡週折，欣喜若狂，然後重復他們的道理。”冷漠嗎？不是。因為他的出發點不是慰藉，也不是以過來人的身份提點夢裏人，他只説事實。他甚至有種日漸強烈的預感：即便現在他正全力搜尋屬於人的智趣和價值，但終有一天，他將得到一個無解的答案。幸運的是，在那一天到來之前，他還有大把的時間去繼續他的遙想。用他的話概括，“花了很久我才明白，原來我也有享受生活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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