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虎先生的字思維理想，和他個人的詩歌寫作實踐，意味著這樣一種文化意向：回到漢語表達的初始形態，回到構詞法的階段，即有字到詞的不確定性階段，使語言在字的並置的『臨時組合』狀態中，激活意義的創造生成性。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回復古漢語的修辭方式。應該強調説明的是，石虎詩歌所顯示的意義，不是要回到古漢語的表達，而是復活它的『字思維階段』、字的『臨時組合』狀態，既有字的並置的無限可能性所帶來的新意義的創造，和對意義的細微差異的辨識與表述能力。破除對固有的概念、固定的單詞和語義單元的依賴，使得《石虎詩抄》像是古漢語的地方恰恰是他對單音詞的使用，故意混淆動詞與名詞的界限，比如『不父而誰』、『不口而詩』、『不杯而醉』等等。拆解復音詞的固定組合，而且儘量拆借不同的字片語合，使石虎詩歌語言顯得十分陌生化。對現代漢語中常用復音詞的拆解，對某些只能作為詞素的單音詞的重新運用，如：   

無珊曼帳蔽踏歌   

來雲朵話鹿羊説   

斟燈酌燭酒人合  

（《詩抄》）第三首《額其》）   

瓦甕窗炕瓢鍋簍   

銘史貧窮仍莊嚴   

（《詩抄》）第七首《覓目》）   

單音詞的大量並置，成為象（物象、字象、字符）的並置；而現成的單詞被重新分解為孤立的字使用，儘量清除由『的』、『是』作線性連接的句式，既使是描寫詩人童年經驗和故土風物，也顯出一種古風的靈蘊。作為『字思維』的一種形式，對一些單純的復音詞即連綿詞的運用，在《石虎詩抄》中成為一種常見的修辭形式。在最多為人稱道的首尾兩個篇章《玄雀》與《玄巢》裏，詩人精心使用了許多連綿詞，有些是單純的復音詞，有些則是詩人獨創性地把形音義接近的單音片語成一些連綿詞。他們僅就字的音義本身而言，就表達出詩人纏綿悱惻的感情狀態。   

無疑，《石虎詩抄》作為對現代詩歌語言『歐化』的一個糾正意圖，他在語言的實驗上可能走得過遠了些，尤其當這些詩作一方面力圖復活漢語母語經驗，另一方面又力圖表達非常個人化的生活經驗與記憶中的場景時。《石虎詩抄》中充滿了許多個人秘密的詞彙，力求把母語經驗與個人現場經驗結合起來，把《説文解字》與個人生活經驗中隱秘的詞庫（個人的詞典）結合起來，這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在讀者不能領悟詩人『個人的詞典』中的個人化詞彙時，有效的閱讀就會成為疑問，造成解碼的困難，甚至會成為一些字謎。因而，對這些詩章來説，在保持母語經驗與個人經驗、詞根意義與個人的詞彙之間關係的探索時，保持詩章和語言的可意會性，就成為一個必要的邊界。幸好，在《石虎詩抄》中，由於大部分作品所暗含的敘事性，使這種可意會性有所增加。

把語言劃分為固定或穩定的意義單元，區分範疇，並通過這些意義單元與被區分的概念範疇，去對事物進行分類、判斷、選擇，即是一種文化創造與實踐活動，是前人意義實踐與體驗的結晶，也滲透了使用語言的主體的權利與支配的慾望，尤其是現代漢語中的充滿意識形態意味的那些普遍性範疇和觀念框架。現代漢語中的許多詞彙與片語是意識形態的最後壁壘。它們像是一些觀念的硬結，是偏見的頑念，是阻止人思想的血栓，是最不易被批評與觀察的思維的隱秘領域，甚至當人們不自覺之時，仍然在通過他的範疇、分類與邏輯觀察事物。然而，重要的不是回避這些詞語，而是對這些詞語的用法。使用它的詞語，而又能夠對它進行不同的分類與組合，越過它的規範定義與固定用法，在完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改變它的意義邏輯，才是有效的方式。這一點應該是《石虎詩抄》的一個重要啟示。   

即使在古漢語中的範疇與詞彙單元，那些成語，一方面它們是我們母語經驗的重要內涵，是我們無法避開的語言中已有的表達和經驗形式，而現代人的語言表達只能是與這個經驗形式的一種對話，而不是直接面對原始經驗的獨白；另一方面這些經驗形式、甚至精彩生動的經驗形式，也會成為我們自身經驗與表達的一種遮蔽形式。這是為什麼石虎先生在詩歌與文論中都力倡回到漢語最原初的『字思維』階段的用心所在。  

《石虎詩抄》對母語問題的強調，並非只是指單個字詞中的母語經驗，而是母語的構詞法、構字法中所蘊涵著的智慧與經驗形式。母語也不是一個靜止的概念，語言總要不斷地持續地容納人類社會生活的經驗，直至當代的進行時的經驗與事物。因此，強調母語經驗不應該成為一種文化懷舊主義，和拒持現代語言經驗的方式，而是對母語中生成新異意義能力與詞法功能的強調，是借助母語經驗對現代化漢語規範的一次越軌性的實踐，是對已有的意義邏輯的突圍，以釋放新異意義。   

不僅如此，社會學意義上的『人的解放』應該有更加寬廣的理解，『自由』也應該有更豐富的內涵。無論社會啟蒙的進一步深化、人的解放還是個人自由的實現，它們都應該首先意味著對人們能夠體驗到的意義的創造，對沒有經過表達的新的意義的渴求，對被禁錮的意義和新産生的意義的釋放。這一點對人類社會文化來説，是最深層的自由與解放的含義。這一使命是任何啟蒙與革命活動都不可能一次性完成，或者他的人民可以一勞永逸地享用的。意義的僵化，意義與真理確定地、以僵化的形式掌握在那些本來就不反思、也不會思考的人們手中，並且由他們掌管著意義生産與傳播的權利，是人類社會的一大悲劇，然而，意義的匱乏、意義的消失，意義從社會與個人的生活經驗中隱匿，是人類社會的另一種悲劇。因此，意義的表述，新異意義的創造，是人類永遠不會結束的啟蒙與革命，是不會終結的人類獲取自由解放的歷史進程。意義的創造、新異意義的表述能力與表達權利、對新的意義的辨認與領悟、一個社會或個人不斷釋放出意義的能力，是人類文明的命脈。這是那些看來遠離了現實和具體社會問題的文化創造的價值所在，是詩歌寫作這樣似乎是永遠遊戲在純粹修辭學領域的文體形式的政治學含義。詩歌修辭學是另一種人類社會實踐，與其説是直接釋放不能盡言之意義，不如説是對意義創生、意義的無限可能性、以及意義辨識能力的一種社會實踐。這種意義實踐最終應該在思想啟蒙、人的自由解放的意義上得到確認。   

作為一個藝術家，石虎先生的這些詩據説最初是題畫之作，有些詩章的篇名就是畫作的名字。按照通常的閱讀習慣，這些詩歌無法納入舊體詩（近體詩）或白話詩的範疇。面對這些作品，甚至可以不承認它們是詩歌，但卻不能不承認石虎先生在認真地嘗試一種與他的『字思維』理論相關的『作詩法』。這些詩與其説在嘗試一種作詩法，不如説是一種對中國文化詩學的探索，對蘊涵在漢字中可能會有的思維方式的探索。對當代的藝術和文化創造而言，這幾乎已經成為一個創造的印記：嘗試一種方法比按照既有的形式製作總之不會出錯的作品要冒更多的風險。《石虎詩抄》第二十七首《燭我》已經表白了這種藝術精神：   

天何我志   

地何我士   

誰世蒼蒼劫漢史   

名我崑崙子   

天何我羽   

地何我車   

誰界聲聲(鬼吾wu)魅歌   

燭我向自己

石虎 花意欲何如 76cm×48cm 紙本水墨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