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耿佔春   

一九九五年我參加了貴州《山花》舉辦的『紅楓湖詩會』，我把它理解為畫家石虎先生的慷慨之舉。比起美術來，詩歌是一個冷落的門類，甚至是現代文化中的異類。一九九七年《詩探索》等舉辦了『字思維』研討會，這個理論命題卻是由石虎本人所提出，他為此寫了『論字思維』我開始了解他所關注的問題。雖然石先生不見得閱讀現代語言學的著作，但這個問題與詩界所關切的語言問題、漢語寫作和母語經驗問題緊密相連。時隔幾年，石先生拿出了一本《石虎詩抄》。本來，在傳統上，詩書畫並沒有像現在這樣因為專業化而互相隔離。但在我讀了這本詩抄之後，始明白石先生之所以寫詩並關切詩歌現狀，並非一般藝術家的風雅，而是源出於對一種文化詩學的抱負。   

石虎先生耿耿於懷的是一個民族自身的文脈與文心問題。詩抄第三十一首《弗人》寫道：   

弗人龍   

肆虐虎   

盛世疾患經唐腹   

秦風漢骨扶桑東   

傷此太白嗟萬古   

禮崩體   

樂絕魂   

大江空余黃鶴恨   

磐名漢字忍辱存   

泱泱復興話當今   

這首詩可謂是夫子自道，是述懷之作。在石先生的悲嘆之中，所幸和不幸都是『磐名漢字忍辱存』：無論秦風漢骨還是禮樂都係之於漢字。他認為文字是一個民族和民族的文心與文脈的體現，是民族文化的根基與磐石。這是石虎先生強調『字思維』、並用字思維的方式去寫詩的深層原因。  

為了理解『字思維』之説的微言大義，請原諒這裡要先談一些常識性的問題。與西語的邏輯性相比，與它所確立的一些普遍性範疇、一些抽象和穩定的概念相比，漢字被認為是不夠精確與邏輯模糊的。在晚清中國文明的危機意識中，學界討論過廢除漢字的問題。漢字沒有詞形變化。詞（單音詞就是字）的意義之確定依靠一、意義相近的字構成相似的並置，和二、意義相反的字構成對應的並置。兩個詞義單位或兩個字並置的可能性在理論上是無限的。這構成了漢語生成意義取之不竭的詞義庫。它無須造新字也能夠構成新詞。受漢字思維影響，中國傳統思想方法不喜歡（或缺乏？）那些普遍性範疇，和抽象固定的概念區分。漢語的『字思維』懂得功能特徵的分類與對立。通常，它不喜歡單獨論述是與非、善與惡、有與無，而是論述互相聯繫、互相結合、互相補充的反義；它不論述不變的實體或本體，而是論述事物的生成；它注重的不是不變的規律法則概念，而注重變化的模式，興衰的潛在性，事物的傾向與階段。比較、組成、互補、並置關係（空間關係），超越了邏輯上的非此即彼的線性關係（時間關係）。   

在晚清以來的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在強調科學技術與社會民族的思想語境中，我們能夠理解對漢語的極端批判。『字思維』特點的確不適合精確的技術思維，甚至不適合進行社會思想的啟蒙，因為思想啟蒙需要做出斷然的價值選擇，需要建立規則，而不是一切事物間的互補與並置。但在表述事物自身的存在，表述我們的心性、我們豐富的經驗世界和獨特的感覺世界與文化傳承，即在表達詩意與哲思（而不完全是社會問題領域）時，漢語的字的並置，和由此而産生的並置思維（而不是線性邏輯思維），就具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甚至是一種獨特的文化命脈之所繫了。   

在現代西哲中，語言和思想方式中的那些普遍範疇、穩定的概念與邏輯受到了根本的懷疑。由於啟蒙的思想與邏輯已經變成了工業和商業社會的工具理性或理性工具，非此即彼、沒有歧義的思想方式也受到人們的質疑。漢語言的字的並置功能也就不再是一個危機文明的替罪羊，而是一種文明傳承的命脈跳動了。它的並置、比較、互補性的思維，就可能成為工具理性時代的『另一種文明』的糾正。這些背景與內涵，在石虎先生『字思維』的文章都已經得到了表述。   

語言哲學的研究發現，思想傳統或思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些『語法功能』産生的啟發。由於漢字的特點，中國思想傳統和思想方式，明顯地受到『詞法功能』（構詞法）和字法功能的影響。可以説在各種層次上，漢語中句子的意義均出自字的組合，尤其是詞法中的基本相對性的作用，和字的並置功能：一切只有在與其相對物、在其相對性中才有意義。一切字都有『位』和『時』的作用。   

從字到詞，也就是從單音詞到復音詞的組合，正是意義的生成過程。『字』在古漢語中本來就有『生殖』、『滋乳繁多』的含義。從字到詞，通過字的並置産生表意過程，也就是意義生成的過程。在早期漢語文獻中，字的並置並不是非常固定的，正像王力先生所指出過的，漢語雙音詞大部分都經過同義詞（近義詞）『臨時組合』的階段。在這個『臨時組合』階段，許多雙音詞還沒有固定的形式，沒有凝結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即我們所説的『單詞』。表達同樣意思的單詞會有許多個有差異的臨時性組合，它們通常可以通用。甚至兩個並置的單音詞可以任意顛倒使用。重要的是，兩個字的任意並置、以及這種並置次序的顛倒，並不僅僅是一些『同義詞』的不同表達而已，每一種不同的使用方式都顯示了説話人所敏感到的意義的細微差異，在表達時做出細緻的區分，並且因此賦予這些字詞以豐富的色彩。這不僅意味著前人研究漢語是以字為單位，是一種對『字思維』的考察，古人在使用漢語時同樣是在運用『字思維』，即以字為意義單位，而不是以意義固定的單詞、以規範化的單詞為表達與區分意義的單元。在這個非規範化階段，從字（單音詞）到單詞（復音詞）的過程，顯示了漢語表意過程的靈活性與機動性，也顯示了意義創造過程的無限活力。石虎先生所倡言的『字思維』——小于語法、甚至小于成語、小于片語、小于單詞，因而也就在某種意義上超越了語法與單詞的邊界——意味著復活一種表意過程的靈活性與豐富性。   

在從字到詞的臨時性組合階段讓位於規範化的表達時，語言顯示説話人意旨的細微差的能力就弱化了，個人色彩也淡化了。我們在表達中使用固定的單詞，即使用固定的意義單元。（當然那些渴望更具個人化的表達通常只能在單詞與單詞之間、或在句子的層面做文章，一如在現代漢詩的寫作實踐中所顯示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這意味著意義創造生成能力的萎縮。放棄了漢字並置效果、字的臨時組合，接受一種規範的復音詞，即單詞或語義單元，既是語言演化過程的一個階段，也意味著統一的社會（文化交流）規範化過程。無論是規範化的表達方式，還是社會規範，都強調意義對接受者的共同理解與教化功能，而不是言説者表達新異意義的功能。在一個規範化的社會裏，表達新異意義的能力和其相關的表述方式，一直受到壓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