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宏泉

石虎繪畫的意義需要時間、空間和距離。當藝術進入繁縟無序的末法生産年代，我們不僅缺失創造藝術生命的能力，同樣缺失洞察藝術深度的審美動力。石虎具有獨造性和開拓，遠遠超越這個時代對藝術及其對他本人的認知。或許可以這麼認為，石虎繪畫中所構建的精神迷宮，尚是我們一時難以進入和破譯的，但這絲毫不影響它在這個時代的吸引力，它不倦地總以一種新的方式誘惑著好奇心和探險者。

早在近30年前，石虎即以一個前衛的一種入世的姿態超拔時流穿越時空，石虎的前衛性不止以他的藝術表現，他的生活方式生存狀態價值取向乃至閃熠著自由之美的人格魅力，都成為那一時代藝術青年嚮往的“偶像”。

具體地説，石虎的傳奇並隨他的作品而傳奇：他是中國最早高調佔居東南亞藝術領域的藝術家。當時，雖然只有極少數的資本介入中國的藝術品市場，則石虎乃為首選的藝術家。以至於當時的理論界和新聞界爭相把“東方的畢加索”這類的時尚冠冕紛紛扣在他的頭上。

光陰荏苒，神馬浮雲，對於石虎來説，不變的是對藝術的那種狂熱，在一個藝術屈就于資本炒作的年代，石虎能義無反顧地走在藝術的風口，靠的就是這份執著和自信。當年多少的藝術豪傑已被淘汰，無奈地淘汰，自然地淘汰。當藝術家選擇寂寞主動地“淘汰”。並享受著“淘汰”的快樂，那是一種怎樣的境界啊?

石虎于絢爛之極而沉潛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如果説這是一種孤獨，孤獨又何嘗不是一種美。美的苦澀，是美的深味。人們不止在意著石虎價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並未忘記關注著他的藝術狀態。

遺憾的是這些年來，石虎創造藝術的生命力顯然被我們忽視。石虎的大量作品不但展示著他極其旺盛的藝術生命力，也可以看出他靜水深流的勢態。

石虎的藝術印證著這個時代的變遷和悲歡，如果我們將49年以來的美術史分為前後：對於中國的大多藝術家來説，前30年政治主宰著藝術，後30年則被資本市場左右。這是我們無法不去正視不可超越的嚴峻現實。

當歷史進入1980年代，中國藝術仿佛靈光乍現，在一種狂躁的亢奮的對未來無盡展望的狀態下，十年禁錮，精神仿佛突然鬆綁，一種莫名的愉悅如同新生。人們可以刻意地討論談形式美，討論西方、創新、生活、藝術與情感。更仿佛可以想像藝術回歸藝術的本質。人們將這種“亢奮”稱之“85思潮”，然而，潮水退去，沙灘一片狼藉，人們並沒找到藝術回歸的途徑。青春般的激情，卻依然徘徊在五四時期關於“中西合璧”的門檻之外。所謂的創新，依然難逃借助“外力”引進西方，當代藝術複製模倣西方藝術，以拋棄傳統，全盤西化來作為創新的理念及趨勢。而這種創新的東西，以斷缺傳統文化的命運為代價，這種創新並不具備生命力。幾乎像當年“小人書”一樣曇花一現。而中國畫對傳統的自覺則淪為“復古”，他們以“復興”為口號，將筆墨踐踏得遍體鱗傷。

石虎也是從文革走過來的藝術家，所幸的是他不像比他更老的那一輩的藝術家對政治那麼敏感，也並無禁錮之後迫不及待的去尋找出路的衝動。雖然石虎也有著創新的渴求並受到當時創新時風的影響，可石虎總以一種淡定的堅守，不羈的氣質，決定著他的藝術走向。

石虎的風格確立無疑從當年他的一批東南亞的寫生作為起點，以一種不可抑制的才情和表現方式。成為當時畫壇的“新銳”。隨之石虎的視線轉至畢加索及大批後期印象派畫家。這些西方大師的作品無可非議的影響到了石虎。但是作為一個有人文關懷和藝術理想的藝術家，面對西方和時流，顯出超常的冷靜。在對西方大師的理性審視同時。更自覺地從本土切入，從諸多的遠古與民間藝術元素中自然地鍥入繪畫，從而更豐富了“石虎風格”的語言：由鮮明而趨於深邃。這種獨立的思考和強大的精神力量一旦融入他的創作慾望，使其在挖掘東方文化的潛在之美顯示著一種深度，從而形成石虎的具有個人色澤很濃的“符號”。顯然，石虎個人風格的魅力無疑首先來自他的色彩，宋元文人畫以降，中國的繪畫藝術追求的多是單純的色向以水墨為主，這一點頗像西方早期的繪畫，同樣追求著色彩的單純性。直到野獸派、印象派開始以色彩表現自然。記得梵谷説過，有這麼豐富的色彩，我為什麼不用它表現生命呢?隨著近世對敦煌的發掘，很多中國藝術家也開始對中國畫進行色彩革命。然而大多藝術家仍然處於欲説還休的狀態。石虎，則非常徹底。在他的前期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絢爛的、熱烈的、厚重的色彩，交織成游離西方與東方之間極其神秘的格調。表面上石虎也很西方，但內質卻鼓蕩著不羈的東方遠古情懷，敦煌的純樸古厚，隋唐石雕的渾樸蒼涼，甚至彩繪木雕、畫像磚、石雕等等民間藝術色彩直白與熱烈，都為石虎繪畫開啟著極大的空間。石虎這是在繪畫中表現著強烈的生命感，也顯示出他對民間色彩的佔有感，創造和融入的慾望使石虎在巨幅的作品中尤顯得得心應手。對色彩原始狀態和原生態表現手段的無疑有助挖掘審美視覺的開闊層次感，厚重感，繁複感不可名狀地交織成一道不可名狀的神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