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國偉
（一）
人們稱畢加索是一頭畫壇公牛，我願意把石虎比作一頭畫壇雄獅。如此稱謂石虎不僅因其形貌偉岸厚樸，頗具獅像，更因其勇猛精進之志，一以貫之之氣，天真爛漫之心，大氣磅薄之勢，無不演繹著一頭雄獅如何自由成長、流浪飄泊並開拓疆域、守護家園的傳奇。
正如非洲草原上的雄獅，自它降臨的那一刻起，它的使命和尊嚴應運而生，一生相隨。石虎似乎也是為畫而生的，時代選擇了他發言和嘶吼。要不然，我們真的難以理解，這個出生於素有“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河北徐水農村的孩子，如何因緣際會，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就成為了中國藝術新潮的前行者、八十年代成為了藝術創新的盜火者、九十年代成為了藝術市場的領軍者、新世紀成為了傳承薪火的獨行者。
一路走來，在當代藝術的每一個歷史節點上，石虎都以他前行一步的敏銳和創作實績成為後行者的參照和尺規。無論國內還是海外，無論沉潛還是奔騰，無論形式還是內容，石虎的人生和藝術都與中國當代三十年的藝術運動和潮流息息相關。他的存在不僅僅具有見證者的意義，更是當代美術發展進程中不可忽略的環節和深度。他的藝術不僅拓展了中國當代藝術的邊界，賦予繪畫一種全新的視野，更以實質性的改造和嘗試接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從這個角度去認識石虎，我們擁有的才不會僅僅是驚訝、好奇、猜測和臆想，而是一種事實的判斷和尊重。
（二）
如果從1978年石虎非洲寫生算起（當然這個時間節點還可以前移），歷經三十餘年，石虎的創作完全算得上超重量級。創造了多少作品，恐怕石虎自己也説不清楚。更重要的是，這種量的積累不是單一圖式的重復和疊加，它是不斷創新、嘗試和突圍的集合。在他作品中所體現出的創造力、創新力、輻射力引起了廣泛的影響和關注。
面對他不可勝數的作品，我們大體的感受如同一滴墨落入水中，幻化萬相，無所從來，有種無法定焦的焦慮和疑惑。但如果我們拉開距離，在更大的時空跨度內把石虎的藝術放在中國當代藝術的譜係中，就能比較清晰地看出石虎藝術的源頭和奔流軌跡，也能比較準確地對石虎藝術的價值做出合理判定。
去過黃河、長江源頭的人都會驚訝的發現：這兩條偉大的河流源頭竟然是泊泊清流。回溯石虎藝術的起源，我們也會有這樣的發現：構建石虎浩瀚藝術的源頭並不出奇，在他的童年和早期作品中就已顯現，那就是：民間藝術、詩歌傳統和他獨有的稟賦。
民間藝術是中國藝術之核中最重要的“鈾元素”，也是中國藝術現代主義進程中最有力的支撐，這一點在無數卓有成就的中國當代藝術家身上都有體現。石虎出身於農村，童年在農村度過，民間藝術的吊紙畫、紙燈籠、剪紙、繡花鞋等等成了洞開他藝術心靈的星光。後來他雖然上過美院，但卻是以工藝設計為主，他最初從事的職業也是與工藝、雕刻有關。這種起于童年，類似白紙上的刻印和本真成為石虎藝術的一個烙印，在他以後多變的藝術風格中從來沒有消失過。從這一點上講，石虎的藝術是有根的，無論他以後成長的枝葉如何茂密，枝幹如何伸展，果實如何豐碩，他的根系都深深紮在中國民間的土壤上。
而比其他農村孩子幸運的是，石虎有一位上過中法大學、深諳古典詩詞的父親。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顯然是深遠的，不僅入骨地影響了石虎未來的藝術和思考，也從稟性上鍛造了一隻幼獅健康激越的品格。這是一種典型“中國式父親”的教育傳統。中國歷史上的知名畫家無不是以詩書畫融為一體的，石虎繼承了這個傳統，並在時代的斷裂和隔閡後再一次揚起了這面旗幟。聯想到當代中國畫家能詩能書能畫者幾近廖廖的現實，我們不能不説，石虎的這一繼承全美了他的創作。在石虎的詩書畫體系中，詩又成為他藝術的核心之鈾。他不但愛詩，寫詩，出版過詩集，還成立過石虎詩會，引來眾多當代重量級詩人、詩評家關注，在當代畫家群裏幾成異數。而詩對他書法、繪畫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在他的書法中，以字為意象的現代書寫有著明顯的詩意構造，包括他後來引人注目的《論字思維》《字象篇》等著作，也與這種對古典詩詞的喜愛有種內在的聯繫。而他的繪畫作品中，僅簡單的從作品題目觀察，就能洞悉他多變的藝術形式後面蘊藏著的古樸而唯美的詩情畫意。
雖然以上的兩點至關重要，但石虎之所以成為石虎，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他與生俱來生有的一顆如雄獅般“勇敢的心”。美學家高爾泰稱之為“具有那種獨立不羈的自由精神”。石虎頗帶傳奇的經歷也可以證明，他不光有敏銳、深沉、洞達，敢於自我否定的哲學之思，更有勇敢、果毅、堅定，敢於付諸實施的行為之實。不妨推想，如果沒有這種性格， 1978年隨中國非洲考察團赴非洲13國考察的石虎，不可能把一種發自本能的激情和對藝術的熱忱以超越時代的形式錶現在作品中，也自然不會有他的作品集三天售出一萬冊的奇跡。如果沒有這種性格，石虎不會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在西北河西走廊寫生時用光腳蘸墨在宣紙上塗抹，被當時保守的老一代搞藝術的斥為胡鬧，而自外于體制。在這一點上，石虎就像一隻青春期的雄獅，好奇、勇敢、冒險、敢為，喜歡流浪和漂泊。但這是一種力量的積蓄，而不是玩耍和簡單的遊戲，因為它肩負使命，深知自己的前行方向。正是石虎的這種性格，在時代最需要的時候率先燃燒了，他的《非洲寫生集》成為了一代藝術人的記憶和定格，成為了一種藝術創新的啟蒙和信號。也正是這種性格，使他在成名後敢於丟掉舊有的風格，大膽吸收西方藝術抽象、構成、色彩等新要素，以特立和獨一為畫壇矚目，與周思聰、袁運生等成為文革後中國美術當代化進程中的領跑者和開拓者。也正是這種性格，使他在盛名之時離開國內，在一種內心的寂寥和清冷中創造了海外市場的畫壇奇跡。也正是這種性格，在國內藝術家對海外市場趨之若鶩的時候，他又放棄了海外事實的物質和地位尊崇，于新世紀之初回到國內開始了他隱士般的生活。這一次回歸不僅是身歸，也是心歸，是他藝術之命運的需要，也是他自身性靈的渴望。對一隻征戰多年的雄獅而言，這一次回歸不僅是葉落歸根式的情感歸宿，更是對傳統文化和中國藝術之根的牽掛和眷戀。與其説是一次回歸，不如説是一次從母語出發的新的探尋。性格即命運，石虎的藝術成就與他的性格深度契合。
事實已經證明：正是這三個支點有力地撐起了石虎藝術的平臺，給了他天馬行空的疆域。從此不論他縱橫馳騁，還是煢煢孑立，還是游離遠行，這種源於身體的溫度和血脈中的熱度都成為他藝術遠行後最深的牽掛，具有著地心引力的作用。這也正是一頭雄獅的命運：幼年的種種磨礪都成為他未來成長和征服的本領，但不論你開闢多大的疆域，不論你多麼喜歡冒險和遠行，你總要回頭，因為守護家園是你生下來就必須肩負的使命和光榮。
多年以後，當我們回看石虎的藝旅，會驚奇地發現石虎的出走與回歸其實與中國當代藝術三十年的探索之路驚人暗合。對西方美術的吸收和借鑒，對藝術市場化的趕潮和審視，對中國傳統藝術的再認識和回歸，石虎的藝術具有十足的歷史樣本性和跨度感。他的藝術既是屬於他個人的，更是屬於他所處的時代的。離開了這個背景，石虎將只是一個畫家的名字。就如同離開了自己的土地，再強壯的雄獅也只是流浪者。基於此，探究石虎的藝術才能讓我們更加一步地看到了石虎的光焰和使命，才能明確一個畫家與時代的愛恨情仇、悲歡離合，才能品味一個畫家在時代中的錯位和背離，怒放和頹敗，也才能更好的認知一個畫家在他的時代能釋放的能量和所起的作用。
（三）
石虎詩、書、畫齊擅，但是從對當代藝術的影響和事實而言，石虎的角色更多的被定位為一名畫家，一個現代水墨畫家。在畫家這個點上，詩與書就成為一種潛在的營養和背景。而考察石虎的畫，就成為近距離闡釋石虎藝術的門徑。
好的藝術總是給後來者提供無數的視角和思考，好的畫家也總是一人千面，值得不同的讀者從不同的角度進入。石虎是個多變、多元、多維度的畫家，他不斷在突圍，不斷在改變，不斷在自己風格趨於完善時否定和昇華，這使他的作品充滿了跌宕和不確定感。這顯然給近距離解讀帶來很多困擾和麻煩，但這也正是他藝術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