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局部)(北宋原版)
給《清明上河圖》定價
上述定價尺規也可以用於《清明上河圖》。首先，它是一幅宋畫。按張彥遠的三古標準，它比元畫和明畫珍稀。其次，它是一幅人物畫。人物畫分大小，它屬於“人物小者”。按高濂的標準，它僅次於山水;按文震亨的標準，它可當行書。第三，它是一幅長卷。按王冕的標準，它比小尺幅的畫作要貴重。
仇英(據陳繼儒説他的畫價可以和趙伯駒抗衡)
此外，《清明上河圖》“卷前後鈐宋人印數十上下”。(楊仁愷(1915—2008)：《關於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又“有徽宗御書‘清明上河圖’五字，清勁骨立，如褚法。印蓋小璽”。“卷末細書‘臣張擇端畫’，織文續上御書一詩云：‘我愛張文友，新圖妙入神。尺縑該眾藝，採筆盡黎民。始事青春蚤，成年白首新。古今披閱此，如在上河春。’又書‘賜錢貴妃’。印‘內府寶圖’方長印。另一粉箋，貞元元年月正上日，蘇舜舉賦一長歇，圖記眉山蘇氏。又大德戊戌春三月，剡源戴表元一跋。又一古紙，李冠、李巍賦二詩。最後天順六年二月，大粱岳浚、文璣作一畫記，指陳畫中景物極詳。又有‘水村道人’及‘陸氏五美堂圖書’二印章。知其曾入陸全卿尚書笥中也。”(明·李日華著《味水軒日記》卷一)這些鈐于畫卷前後的纍纍印記，以及題字、題跋都會讓《清明上河圖》憑附增價。
“憑附增價”語出唐人孫過庭的《書譜》。至遲在唐代，“憑附增價”已經蔚然成風。李白説荊州長史韓朝宗“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于君侯”。(李白：《與韓荊州書》，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六)海內豪俊“一識韓荊州”，就可以“聲譽十倍”，可謂典型的“憑附增價”。書畫如果經過名人題識也可以“憑附增價”。北宋畫家王詵就説：“東坡學士，天資敏慧，博雅好古，一經鑒賞，價高十倍。”(清·方浚賾：《夢園書畫錄》卷一，載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十二))元大德年間，李玨攜王維《輞川圖》郭忠恕摹本去大都，“名公相一見，賞識鑒定，價增十倍。”(《郁氏書畫題跋記》續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