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書畫定價殊不易也。米芾嘗言：“書畫不可論價。”(《畫史》)但商定一個買賣雙方都能接受的價格又是進行交易的前提。
明嘉靖年間，王忬(1507—1560)所購《清明上河圖》贗品的成交價，據田藝蘅(1524—?)説是“千二百金”(參見《留青日札》卷三十五)，據李日華(1565—1635)説是“八百金”(參見《味水軒日記》卷一，第30頁);江蘇昆山顧氏(即顧夢圭、顧懋仁父子)家藏《清明上河圖》真跡的成交價，據文嘉(1501—1583)説是“千二百金”(參見《鈐山堂書畫記》第255頁)，據孫礦(1543—1613)説顧氏“實獲千金”(參見《書畫跋跋》續卷三，第991頁)。《清明上河圖》的價格是如何確定的，明嘉萬年間的書畫價格有何特點?
《清明上河圖》(局部)(北宋原版)
明代怎樣給書畫定價?
為書畫定價殊不易也。米芾嘗言：“書畫不可論價。”(參見《畫史》第148頁)但商定一個買賣雙方都能接受的價格又是交易的前提。
虞和講過一個故事：“舊説羲之罷會稽，住蕺山下，一老嫗捉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雲直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為五字。嫗大悵惋，雲：舉家朝餐，惟仰於此，何乃書壞?王雲：但雲王右軍書，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競市去。”(《論書表》張彥遠編《法書要錄》卷二，載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一)，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第39頁)“字索一百”就是張彥遠所説的“約字以言價”，(參見《歷代名畫記譯注》卷二，第112—120頁)即書法作品以字數的多少來定價。
這個標準也被後世沿襲，如元代書法家趙孟頫在世時，作品就是按字數多少論價，“一字白銀五分”。(參見《書畫跋跋》卷一，第936頁)《戒庵老人漫筆》中有一條記載，為我們探究書法作品的定價留下了重要線索：
逸少《二謝帖》真跡凡七十六字。後有趙清獻公抃並蘇子容等跋。字畫亦無殘缺。但墨氣已盡。此余鄉顧山周氏先世物，子孫欲求售，特攜以問價于文衡山。曰：此稀世之寶也。每字當得黃金一兩，其後三十一跋每跋當得白銀一兩，更有肯出高價者吾不論也。(參見《戒庵老人漫筆》卷五，第173—174頁)
文徵明的定價標準也是“約字以言價”，王羲之的行書《二謝帖》在當時每字值黃金一兩，其後的題跋每跋值白銀一兩。該帖共七十六字，其後有三十一跋。價格當為七十六兩黃金又三十一兩白銀。
明末文震亨(1585—1645)有言：“書價以正書(即楷書、又稱真書)為標準，如右軍草書一百字，乃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正書;至於《樂毅》《黃庭》《畫讚》《告誓》，但得成篇，不可記以字數。”(《長物志校注》卷五，第139—140頁)其實，“書價以正書為標準”的提法源於唐人張懷瓘的《書估》，《書估》以王羲之的書法作品為例，論及書法的定價：
如大王(王羲之)草書字值，一百五字乃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真書，偏帖則爾。至如《樂毅》《黃庭》《太師篇》《畫讚》《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為國寶，不可計以字數，或千或萬，惟鑒別之精粗也。他皆倣此。近日有鐘尚書紹京，亦為好事，不惜大費，破産求書。計用數百萬貫錢，惟市得潔庫行書五紙，不能致真書一字。(《書估》，載王伯敏、任道斌、胡小偉主編《書學整合》(上)，河北美術出版社，2000年，第189頁。)
張懷瓘的定價標準是楷書(即真書)比行書貴，行書比草書貴。形成這種定價標準的原因有兩個：其一是王羲之的楷書存世量極少。在唐代“數百萬貫錢”已經“不能致真書一字”了。其二是楷書的書寫較行書、草書而言更為耗時。
明代張醜所著的《清河書畫舫》(約成書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也沿襲了張懷瓘的説法，他説：“(王羲之)草十行敵行書一字，行十行敵真書一字耳。”(參見《清河書畫肪》，第145頁)可見“書價以正書為標準”在當時是受到廣泛認可的。根據這個標準，楷書的價格要高於行書與草書，如明代張鳳翼的楷書潤例是寫滿一個扇面一錢銀子，但行書八句卻僅要三分銀子(一兩等於十錢，一錢等於十分)。(參見明·沈瓚著《近事叢殘》，北京廣業書局，1928年，第29頁)李日華的一個細楷扇面要銀一錢，單條草書每幅僅要五文錢。(《六研齋三筆》卷四，第243頁)
唐人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論名價品第》中討論了繪畫的定價問題：
書畫道殊，不可渾詰。書即約字以言價，畫則無涯以定名。況漢魏三國，名蹤已絕於代，今人貴耳賤目，罕能詳鑒，若傳授不昧，其物猶存，則為有國有家之重寶。晉之顧、宋之陸、梁之張，首尾完全，為希代之珍，皆不可論價。如其偶獲方寸，便可椷持。比之書價，則顧、陸可同鐘、張，僧繇可同逸少。書則逡巡可成，畫非歲月可就，所以書多於畫，自古而然。今分為三古，以定貴賤。以漢魏三國為上古……以晉宋為中古……以齊、梁、北齊、後魏、陳、後周為下古……隋及國初為近代之價……若銓量次第，有數百等……夫中品藝人有合作之時，可齊上品藝人;上品藝人當未遇之日，偶落中品。唯下品雖有合作，不得廁于上品。(參見《歷代名畫記譯注》卷二，，第112—120頁)
這段話有三層含義：其一，畫價高於書價，因為“書則逡巡可成，畫非歲月可就，所以書多於畫，自古而然”。明代的謝肇淛(1567—1624)也説：“蓋世之學畫者功倍于書，而世之重畫者價亦倍于書也。”(《五雜組》卷七，第133頁)其二，創作時間早晚(上古、中古、下古、近代)是古畫定價的標準之一。元人湯垕在論及古畫價值也説：“得伯時(李公麟)畫三紙，可敵吳生(吳道子)畫一、二紙，得吳生畫二紙，可易顧陸(顧愷之、陸探微)一紙。其為輕重相懸類若此。”(湯垕：《古今畫鑒》，載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二)) 其三，藝術價值高低(銓量次第)也是古畫定價的重要標準。書畫定價和鑒賞品評往往聯繫密切。在初刊于明天啟年間的《繪事微言》中，作者唐志契也論及繪畫的定價：
畫有價，時畫之或工或粗，時名之或大或小分焉，此相去不遠者也，亦在人重與不重耳。(《繪事微言》卷下，第66頁)
這句話也有兩層含義：其一，繪畫作品是以繪製的工粗、畫家名聲的大小來定價的，即“時畫之或工或粗，時名之或大或小分焉”。如仇英(1494—1552)的畫作就以工細著稱，他的畫作在當時價位很高，據陳繼儒(1558—1639，明代文學家、書畫家)説可以和趙伯駒(1120—1182，南宋畫家)抗衡。(陳繼儒説：“今仇之聲價，亦與千里抗行，誰謂古人相遠也。”周道振、張月尊《文徵明年譜》)但他畫一幅畫所耗時日也極長。他為週六觀作《子虛上林圖卷》“卷長幾五丈，歷年始就”，獲酬百金。(參見《清河書畫舫》;筆者注：另有一説《子虛上林圖卷》耗時6年，依據為《眼福編二集》所記“嘉靖丁醜孟春夏六月始，壬寅秋八月朔竟，吳郡仇英實父制”，(此事參見楊恩壽著《眼福編二集》卷十四，徐娟主編《中國歷代書畫藝術論著叢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其二，決定繪畫作品價格的關鍵還在於買家的好惡，即“亦在人重與不重耳”。張彥遠説：“但好之，則貴于金玉;不好，則賤于瓦礫。要之在人，豈可言價?”(《歷代名畫記譯注》卷二)鄭板橋(1693—1765)説：“方其富貴日，價值千金奇。及其貧賤來，不足換餅糍。”(參見鄭板橋著《骨董》，載王錫榮編注《鄭板橋集詳注》)皆為洞見。
畫價還因題材不同而有所區分。如明代高濂所言：“山水為上，人物小者次之，花鳥竹石又次之，走獸蟲魚又其下也。”(《遵生八箋·燕閒清賞箋中》)文震亨也説：“畫，山水第一;竹、樹、蘭、石次之;人物、鳥獸、樓殿、屋木小者次之，大者又次之。”又説：“畫價亦然，山水竹石、古名賢像，可當正書;人物花鳥，小者可當行書;人物大者，及神圖佛象、宮室樓閣、走獸蟲魚，可當草書。”(《長物志校注》卷五)
從項元汴(1525—1590)的標價來看，同一作者的山水畫價格遠高於花鳥畫價格。以元代畫家錢選為例，項元汴為他的兩件作品標過價格。一幅山水標價三十兩銀子(錢選《山居圖》);一幅花鳥標價十兩銀子(錢選《梨花圖》)。兩幅畫的尺寸大致相同，但山水畫的價格是花鳥畫的三倍。
畫價還受尺幅大小影響。據《元明事類鈔》(清·姚之骃撰)説：“王冕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相望，以繒幅短長為得米之差。”(《元明事類鈔》卷十八)可見，王冕就是根據尺幅來確定畫價的，這可能是以尺幅大小為定價標準的最早記載。這種定價方式也被後世沿用，如清代書畫家鄭燮的潤例：“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周積寅、王鳳珠編著《鄭板橋年譜》，山東美術出版社，1991年)當然，在具體交易的時候，消費者更看重作品的藝術價值而非尺幅大小。正如汪珂玉所説：“古人得佳畫，不限于大小幅。”(《珊瑚網》畫錄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