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維納斯——傅抱石筆下的《山鬼》
蕭平
本文根據採訪錄音整理
研讀畫史，我們發現，以屈原《九歌》中的《山鬼》為繪畫題材並有名可考者，可以上溯到元人張渥，而後明代的陳老蓮、清初蕭雲從亦有同類題材，為後世留下佳作。經過幾百年的藝術探索，在古今畫家的共同演繹之下，“山鬼”儼然成為了中國的“維納斯”，她是美的象徵，更是愛國情懷的象徵——屈原是楚國的愛國詩人，其文學作品中充滿了憂國憂民的悲情，所以寫“屈原”實際上是再現他的這種愛國主義精神。
傅抱石與郭沫若、朱潔夫合影
在全面抗戰時期，郭沫若出於時局的需要，創作了以屈原為題材的話劇劇本。那個時期的傅抱石，在許多方面都受到郭沫若的影響，因此他也創作了大量再現屈原語境的作品，比如《湘君》、《湘夫人》，比如《雲中君與大司命》，比如是幅《山鬼》。
傅抱石所畫的“山鬼”題材相對於“湘君”、“湘夫人”是比較稀缺的，而且此件作于1945年的《山鬼》，畫面非常豐富，尤為難得。這種豐富，有四十年代傅氏風格中既有的蒼茫，而在蒼茫之中又突出了柔美的女子形象，二者産生的強烈矛盾與對比，使其成為一件氣韻生動的佳作。
總體上來説，傅先生的人物畫有三個特點，首先線條他取之於顧愷之的“春蠶吐絲描”，線條細且富有彈性;人物形象取上古衣冠，是他對東晉、唐人的一種風範再現;最後是風格古拙，他的人物既有陳老蓮的高奇古拙,而又揚棄了他的過分的怪異。這些特點使得傅抱石的人物畫並不是一味沿襲古人，而是借古開今的創建，是借古人的技法精髓與精神內核，來表現作者的情懷。他在一些細節的刻畫上，已經擺脫了古人。比如他畫人物的眼睛，不再是以古人或點或勾圈的“點眸子”不同，他是以淡墨暈染後再以濃墨點睛，再反覆加筆，直至眼眸靈動。這張畫中山鬼的眼睛波光流轉，飽含深情，除卻動人的雙眼，此畫中山鬼身上西洋紅的運用亦是精彩：山鬼的眉額之間的桃花、山鬼的櫻桃小口、山鬼飛舞的飄帶，都因為西洋紅的運用而格外醒目動人。
傅抱石的人物畫的佈局經營上來説，一種是他為了純粹的表現人物，只是單獨的畫一個人物，比如“湘夫人”題材，常常僅以幾片飄落的紅葉來襯託人物。另一種是為了表現人和景的結合，更多的是景重於人，人物僅寥寥數筆。而這張作品中，他是把兩個特點相結合了。他將赤豹、人物、飛雲、車子、山石，都處理為畫面背景，將山鬼襯托出來。因此這幅畫中既有非常多的人物細節刻畫，又有豐富的大背景刻畫。從藝術的手法上來講，此畫中傅抱石採用的這種方法叫做烘雲托月，這在傅抱石的作品當中也是非常特別的一個處理方式，顯示出了他的悉心經營。山林中有特定的人、物，天上的起伏密布的烏雲，形成了一種氛圍。在整個畫面中，被烘托出來的部分就是山鬼豐潤的面龐、雪白的衣衫，加上一點鮮艷的顏色，便産生了類似于“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的對比與共生。山鬼的臉部用了淡綠色的復線，而現實生活中，一般皮膚比較白的女性，面部的靜脈血管會隱出類似的色彩，細看傅抱石的用色，不得不讚嘆其對於生活的觀察入微與表現手法之豐富。
此件《山鬼》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其一就是，古人的詩詞怎麼去表達。《九歌》描繪的是山鬼騎在赤豹上。徐悲鴻筆下的山鬼也是赤身裸體騎在赤豹上，他是對詩詞直接的表達。而傅抱石把赤豹放在後面，甚至放在雲間。可見，對於前人詩詞的表達是有很多種方式的，傅抱石沒有直接地去表達，從整體氣息和筆墨上看，他描繪的上古衣冠、高古氣息是畫面的主體。他的人物畫既有高古的氣息又有現代人的情感，把高古的氣息和現代人的情感寄予于一體，這是非常難得的。
傅抱石的大部分珍藏于家中的作品，在他去世後被家屬捐贈與南京博物院收藏，這些大多都是他比較看重的精品。現在可見的最大尺幅的一張《山鬼》藏于南京博物院，與其相比，堪稱姊妹篇，兩張皆灑落與精緻並存。
此幅《山鬼》，畫面中山水烏雲結合在一起，天上、地下的雲霧與補景，襯托出了一位一襲白練的女神，顯得格外美麗端莊，細部看她的眼睛，又有無限遐思，使觀者有“將身入畫中”之感。在髮絲的處理上，山鬼的“披頭散發”顯示出一種灑落又自然的渾然大美，頭髮上借助一些花葉飾物，來説明她是山林之中的神，而非凡塵間的人。在亂雲飛動之中，赤豹、鑾駕、煙靄形成了偏暗的整體氛圍，完美地突出了前景中身著素練的女神。
畫面右側，他的行書題跋可見他的書法功底“翰不虛動，下筆有由”，如同先生作畫時一樣，運筆如飛。雖然在前人看來，這似乎是作畫大忌，因為用筆過快很容易使線條流於油滑，運控不住，筆力不足。但是，傅抱石先生雖然運筆較常人更快，但其卻能力透紙背，這與他早年的篆刻經歷有關，而他這樣的特殊作畫方法，也是一般人是無法模倣的。
統觀傅氏佳作，凡有其詳錄詩文題識，並被保留在家中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他比較滿意的作品。在金剛坡時期，傅抱石風格並未得到廣泛認可的時候，他所作的好的作品是不會輕易贈與他人的。因此，此件創作于1945年，並錄《山鬼》全文的作品，是他的自珍之作。而1950年，他將此作送出，受贈者一定也是對傅抱石相當重要的人物。本作補題中的上款人楊仲子，和他之間有著深厚的情誼，他們于抗戰時期，在重慶訂交，解放以後又回到南京一起創辦“新安印社”。傅抱石以這件從重慶帶回南京的作品相貽之，也算是為這段真摯的友情加上了一個美麗的注腳。
傅抱石的這件《山鬼》，是他人物畫中的一張高水準作品，在金剛坡時期的人物畫中，更是上上之作。在那個全民族為了國家興亡而奮起反擊的年代，傅抱石以如椽大筆，將這件《山鬼》演繹為了特定歷史時期不可複製的鉅制。
左：楊仲子于南京玄武湖 右：呂鳳子為楊仲子造像
楊仲子
上款人揚子先生即楊仲子 (1885—1962)，原名祖錫，亦名揚子，以字行，號石冥山人、一粟翁、夢春樓主;所居曰海燕樓、一粟翁。江蘇南京人。早年讀書於江南格致書院，年十六，得庚子賠款留學法國，入土魯士大學攻讀化學工程，既卒業，獲接國內友人函告，請國營化學工業既缺，私人亦乏資金辦業，難展所學。乃復往瑞士日內瓦音樂學院再習鋼琴、音樂理論、作曲及西洋文學，旋邂逅珍妮·安娜女士，相愛而諧連理之好。一九二○年歸國，歷任北京女子文理學院音樂系主任、北京藝術學院院長，傳授西洋音樂之外，於建立音樂高等教育制度、倡導民族音樂等，皆建樹良多。並兼任北京大學、中法大學等校法文教授。與劉半農、劉天華等皆是時至交。教學之餘，恒與書畫篆刻名家齊白石、陳師曾、姚茫父、徐悲鴻、張大千、王夢白、壽石工等雅集於中山公園水榭，論藝談心，書畫之外，尤醉心於篆刻，自二十年代起，四十年間，樂此不疲。盧溝橋事變發生，輾轉移徙重慶，居青木關，一九四二年主國立女子師範學院音樂系教務，後改任國立音樂學院院長。時國事蜩螗，棲止難定，夫人又大歸，心境更形悲愴，唯有二訴諸金石，“哀故都之日遠”、“哀郢”、“別時容易見時難”、“多情自古傷離別”、“相見時難別亦難”等印，皆是時之制。其妹倩胡小石教授有詩云：“丈夫失志鑿山骨，火鳶貼貼風運斤。彌天四海説雕篆，丁鄧儘是畸零人。”“楊子落南窮賣琴，竭來石上吐心音。千城飛火嶕瞧峣在，摩刃寧論上堵琴。”境況可知也。及抗戰勝利，復員南京，執教於戲劇專科學校。新中國成立，任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主任，以迄逝世。
仲子先生一生所學凡數變：初欲以化學工業興邦，奈形格勢禁，所抱無以展布;乃改事音樂，為近代音樂界前驅;金石書畫及文物之嗜，蓋居住北京時朋好之影響耳，然鑽研日深，後亦蔚成勝業。徐悲鴻曾雲：“朋輩中負才藝最廣博者莫過仲子，仲子以化學工程師而專攻音樂及西洋文學、中國辭章，至於繪事金石乃其最晚出之緒，而精諳亦歷史上之第一流。”晚歲主金陵文物二貝獻卓然!
左：徐悲鴻致楊仲子 書札 右：《漂泊西南集》傅抱石序跋
仲子先生生平刻印，曾自輯為《漂泊西南印集》、《哀哀集印存》及《懷沙集》，粟子廣採遺印一百七十余方、名家題詞，及仲子先生所書甲骨金文輯為《楊仲子金石遺稿》，可稱賅備矣。(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馬國權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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