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中國書畫進入億元時代以後，六年來，中國書畫拍賣市場並未如當初許多人想像的一般一路飆紅，反而在2011年達到頂峰之後開始回落。直到今年的秋天方有回暖跡象。10月，當代畫家曾梵志《最後的晚餐》在香港拍出1.8億港元，11月23日，曾梵志的《協和醫院》再次拍出1.13億港元。隨後，12月1日的內地秋拍中，黃胄的《歡騰的草原》拍出1.288億元。億元時代似乎再一次來臨，不同的是，這一次，企業家們鍾情的，是現當代的書畫。
企業家成“高端玩家”
金錢結出的果實，總是格外引人矚目，尤其是金錢和藝術結合之時。孔子説“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但是世界並不是黑白對半分的，因為君子太少了，“天下熙熙，皆為利來”，“滔滔者天下皆是”。還是雜家的思想家們更透徹，《呂氏春秋》裏説“無欲者，不可得用也”，欲是什麼？《呂氏春秋》説欲是“榮利”，2000年後的思想家們則説欲是需求。美國心理學家馬洛斯發明“五層需求論”，把人的慾望分為生理、安全、理解與愛、尊重、自我實現五層需求，從“利”到“義”，層層遞進，步步高升。孔子當然也希望“富而好禮”，但是他的兩分法先把君子和小人對立起來了，雖然比起馬克思對利的定義來説，孔子要寬容的多，但終究還是不夠中庸，終究還是有點兒耿耿於懷的意思。
討論如何“富而好禮”其實是沒有意義的，這是道德時代的命題。孔子的學生自貢問孔子 “貧富”的問題，根本還是“義利之辨”，根本還在於道德社會對“利”的輕視，正是因為這種輕視，使得子貢所説“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在孔子眼裏，只是“可也”，但還不夠，更好的境界是“貧而樂，富而好禮”。
事實上，“貧”在大多數時候，大多數人中是“毫無樂趣”的，像顏回那種“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的人，往古來今，又有幾個？反過來説，“富而好禮”的就很多了，哪怕僅僅是表面上的“好禮”。
“富而好禮”的最基本的表現，就是靠近文化，而中國富豪們靠近文化最傳統也最簡單的途徑，書畫第一，金石古玩次之。在“利”是貶義的時代，“利益場”中的人，他們通過附庸風雅來獲得尊重，來獲得安全，是最普通不過的手段，在這一點上，古今並無二致。金融危機之後，大批的企業家進入收藏領域，溫州財團、民企老闆、金融大鱷、房地産商人，一再地成為各種拍賣會的“高端玩家”。短短幾年之間，就製造了一次又一次的拍賣神話。
有需求就有市場，億元書畫時代，富豪和企業家們對於藝術品的需求究竟又來自何處呢？如果把這些富豪們放在馬洛斯理論的尺度下衡量，其實答案是明顯的。當生理或者物質的需求獲得滿足之後，接踵而來的，就是安全。
企業家的財富焦慮
固然，中國開放30多年間迅速暴富的億元富豪、十億富豪，乃至百億千億富豪數量在急速增長，對於他們來説，財富增長的同時，更多和“原罪”相關的命題也在發酵，更重要的是，企業家們儘管獲得了財富，但也有隨時都會失去的風險，許許多多不正當和看似正當的理由，都能讓他們的財富消失，重回起點。
所以，安全感永遠都是企業家們最缺乏的，不論是移民潮，還是投資藝術品潮流，其實都是追逐安全感之下的産物，它們的背後，映射的都是企業家的財富焦慮。
沒有什麼“企業家接管藝術品市場”的問題，一個正常的市場裏，藝術品投資的風險要遠遠大於實業。也沒有什麼“企業家開始注重品位”的問題，大多數中國的企業家，還沒到追求品位的時代。
他們尋找的，是財富的安全。拍賣會上“富人遊戲”的秘密，正在於悄無聲息的隱藏財産。一幅一億的書畫，不論是放在個人的收藏室裏，還是放在企業的博物館裏，都從流動資産變成了固定資産，年年都會折舊，現行的稅法並無藝術品的規定，更多時候，計算在“與生産經營有關的工具”中，折舊年限5年，五年後，1億的資産“合法”消失不見。
對於企業家來説，儘管藝術品市場也同樣風險很大，但總要比平白無故地消失要安全得多。而對於社會來説，企業家們把錢拿來買書畫古玩，總比把錢轉移到海外要容易接受。更不用説，買書畫，至少還能養活畫家，這比養活奢侈品製造者要更有文化不是。
有書畫商人道出其中玄機，大多數富豪購買書畫的第一目的，並非因為藝術本身，而是為了抵禦市場的風險，包括通脹在內的許許多多可預測與不可預測的風險。這些內地的富豪們，往往不顯山露水，在藝術品拍賣的世界，他們常常隱忍不發，但每發一次，卻大多都能中的。而且，從最開始的個人行為，已經逐漸發展成規模化的資本運作。
企業家們，特別是民營企業家們成為書畫收藏的生力軍，他們把財富悄然“隱藏”，固然值得注意，但更值得思考的是，這個沒有安全感的世界，究竟是如何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