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拍賣大鱷”佳士得搶灘中國內地
近日，國際“拍賣大鱷”佳士得宣佈自己成為首家在中國獲得拍賣執照且獨立開展拍賣業務的國際藝術品拍賣公司，並計劃于當年秋季開始在上海舉行拍賣。這是繼去年9月蘇富比在京成立合資公司、入駐“文化保稅區”之後，世界另一“拍賣大鱷”向充滿誘惑力的內地藝術品市場發起的“進攻”，以致有人驚呼“中國拍賣業(藝術品二級市場)的格局和面貌將由此改變”……
正方——
資深藝術品投資顧問 梁曉新：
取得拍賣文物資質只是時間問題
佳士得進入中國，是可以被載入中國拍賣業史的重要事件。中國拍賣業的格局與面貌將由此發生改變。
在佳士得、蘇富比這兩家超過二百年曆史的拍賣巨頭面前，我們中國內地的拍賣産業只是剛剛起步階段。無論是對資源、客戶的佔有，還是行業標準、服務品質、從業專業性方面，都不可與之同日而語。這幾年，中國內地藝術品市場成長很快，但並未培育出成熟的機制，很混亂，如炒作、假買、假賣等都很猖獗。所以，即便佣金高昂，我個人在實踐中還是更傾向跟這些大牌拍賣行打交道，因為它們的服務的確更有品質。因此我相信，此番蘇富比、佳士得的進駐，一定會給中國同業以強烈刺激，並以一個更高的行業標準、職業操守，帶領整個行業朝著更國際化的方向提升。
佳士得在中國內地的推進現在雖然的確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我並不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比如：雖然現在佳士得不能拍文物，然而既然現行政策允許佳士得和蘇富比都進來，就説明中國內地的這個行業正朝更加開放的方向發展，有關部門應該是下了決心要和國際接軌的，所以我相信佳士得和蘇富比獲得拍文物的資質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另外，高關稅就更加不需要擔心了——中國內地售賣的國際名牌不都是交了高關稅嗎？可中國內地奢侈品的銷售額每年還是在以非常驚人的速度增長。我相信，即便是高關稅，也阻擋不了富起來的中國人對文化藝術的嚮往和追求。
中央美術學院藝術市場研究中心執行總監 馬學東：
佳士得會打頗有力度的“組合拳”
多年來，佳士得一直希望謀求進入中國，而在中國藝術品拍賣已經有了二十年曆史的今天，這條一直走不太通的路突然被打開了。這説明政策層面正在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對外資拍賣行限制的解除，也表明瞭我們“歡迎競爭”的開放態度。今後，國內藝術品拍賣業的競爭一定會更加激烈，整個格局也會跟著發生一些變化。
和蘇富比進駐北京保稅區不同，這次佳士得選擇駐紮的地點是上海。這是佳士得深思熟慮之後的一個選擇：一個是避開和蘇富比的短兵相接；二是國內幾大大拍賣行都在北京，那裏的競爭已然十分激烈。相形之下，上海有實力的拍賣公司不多，這個市場更具成長性。
未獲得拍文物的資質對佳士得來説確實是個束縛，而且接下來他們如想在中國內地推進文物拍賣，面臨的阻力應該不小，但是我認為佳士得進入中國內地的目的——至少短期的目的，並不是掙錢，而是直接面對客戶。佳士得雖然已經在香港精耕細作多年，但卻和具有巨大潛力的內地市場一直頗有距離，這次打入內地市場，終於有機會接觸到數量眾多、實力強勁的內地買家，對佳士得接下來的各項業務推進都有好處；在未來的戰略部署上，佳士得應該還是會將文物拍賣的主戰場放在香港，內地市場則主打奢侈品拍賣——比如中國當代藝術品、珠寶、手錶、紅酒，這些和內地文物政策不抵觸，同時又投新貴階層所好的拍品；佳士得這次進來可能不僅僅是做拍賣，他們的公告中還涉及到了藝術品進出口、展覽展示、培訓等多方面的內容。這説明它們有意將一整套的服務帶入中國內地市場。可以説，佳士得這次是以一種整體的姿態進入中國內地市場，打了一套感覺會頗有力度的“組合拳”。
反方——
上海泓盛拍賣有限公司董事長 趙涌：
西方交易模式或會水土不服
坦白地講，這兩個“對手”雖然實力強大，歷史悠久，但我們並不害怕，因為我感覺很多中國內地的拍賣企業實戰經驗並不遜於佳士得和蘇富比。
2010年，中國內地一家拍賣公司曾經聘請過一位佳士得的高層擔任本公司的CEO。雙方的合作，讓我感覺很像一位八十歲的老人和一位十六歲的少年在對話。佳士得確實給予中國內地的公司許多有益的經驗，比如做事的規範性、拍品徵集、部門溝通、拍賣規劃中種種細節的處理，都讓人獲益匪淺。但同時，佳士得做事風格的軟肋也在合作中被暴露出來，比如説在相機而動的靈活性以及創新的動能方面都有欠缺。對於網路平臺的建立和推廣及實時競拍，他們似乎一點兒概念也沒有。
究其原因，佳士得、蘇富比很像富人家的孩子。他們的公司已經成立幾百年，幾十年前拍出的拍品在誰的手裏，是什麼狀態，都有檔案記錄。許多業務只要打個電話就能搞定，很多客戶會主動把拍品送到府來。這種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日子他們是過慣了的。而中國內地的拍賣公司更像窮人家的孩子，非常努力地在外面拼搶，也只能過饑一頓飽一頓的生活，所以無論是從戰鬥力還是工作的主動性上比較，我們都比佳士得、蘇富比強很多。並且，在現行政策下，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國際“大鱷”，面對的問題、承受的壓力，也遠比我們的拍賣行大得多：首先是它們不能拍文物，而拍紅酒、珠寶、鐘錶等奢侈品，或者整合它們的國際優勢——將西方藝術品引入中國，都要面對一個非常現實的“高關稅”問題，同樣的一件東西，拿到中國內地來拍，大概要比在海外的價格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這顯然會讓它們的生意非常難做。另外就是一個文化衝突的問題。考察佳士得、蘇富比在全球的業績，不難看出，它們最成功的案例是在英屬文化地區，比如紐約、倫敦。而在義大利、德國這些大陸法係國家，乃至遙遠東方的日本、新加坡，佳士得、蘇富比都曾遭遇過挫敗、最終進行調整的案例。中國的文化非常豐厚，收藏的歷史、藝術品的交易方式，從宋元明清一路傳承下來，非常具有中國特色。這是難以被改變的。而佳士得、蘇富比代表的是西方的交易模式，它是否能適應中國的水土，是一件有待觀察的事情。
很多人相信，外資拍賣行接下來一定會根據中國內地的具體情況，進行某些規則的“調整”。事實上，目前已見種種跡象：比如蘇富比剛剛委任曾經擔任北京文物公司總經理、中國拍賣行業協會文化藝術品拍賣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北京翰海拍賣有限公司總經理的溫桂華出任蘇富比(北京)拍賣有限公司的總裁，似乎就是想借用“中國智慧”來解決它在中國內地遇到的種種障礙。但作為有著幾百年曆史的拍賣行，佳士得、蘇富比已經形成了非常成熟的企業文化。如果它們為了融入中國市場，任命一個中國人作為第一把手，並且接下來採用很多中國傳統的交易模式，必然會向它們既有的企業文化發出挑戰。它們又如何向歐洲的客戶交代自己採用的“雙重標準”呢？這中間一定又會有一些衝突出現。
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國強：
無法拍文物就如餐館不能炒菜
提醒大家認真讀一下佳士得公告中很關鍵的一句話：“從事除文物之外的一般藝術品拍賣。”外資拍賣行以這樣的方式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相當於開了一間不能炒菜的餐廳，又相當於把梅西引進，但只能讓他用頭球，不能用腳踢。這樣他在中超能打上主力嗎？
其實，我更盼望兩家海外公司不受任何限制地進入內地參與競爭，就像我們去香港一樣，規則平等，那才是我真正期待的事情。
中立方——
北京天問拍賣有限公司總經理 季濤：
折中中西建“中國模式”是出路
中國的文物法規不讓拍文物，蘇富比乖乖執行，拍點兒珠寶、紅酒、鐘錶也成……這些都是很難開拓、很難賺錢的板塊——明顯瘸著一條腿，但國外的拍賣行執意要上場踢球。為什麼願意如此降低身份？我覺得首先是真的非常看好中國藝術品市場在未來的發展。所以即便短期內很難掙錢，也先“潛伏”下來再説，搞好各種關係，熟悉中國市場和法律，同時以自己的行動促成文物法規儘快修改。
現在很多中國的拍賣公司都在一旁看哈哈笑。其實2005年，佳士得通過授權北京永樂拍賣公司使用“佳士得”商標，“曲線”挺進中國內地市場的時候，大家還是緊張過一陣兒的。但後來發現，原來不過如此。而永樂做得不盡如人意是有原因的。有了永樂的經驗，我相信無論佳士得和蘇富比應該會明白一個道理：在中國這個人情社會，必須得學會一點兒變通。本來不讓拍文物，它們在中國已經不可能做到老大的地位了，如果還要固守自己的國際規範，其結果一定是“水土不服”。即便在競爭不夠激烈的上海，佳士得也很難進入前幾名，而在北京，連擠進前十名都夠戧。
但要這兩家幾百年曆史的拍賣行變得“靈活”，會“變通”也絕非易事。所以，在“潛伏”這段時間裏，即便蘇富比、佳士得可能會顯得很低調，掙不到什麼錢，但它們要做的、要學習的事情還是很多的。也許，它們會在更加直觀地了解中國市場特點的基礎上，和海外總部反覆探討，最終定出一套適合中國模式、同時又不失佳士得、蘇富比風範的規矩出來。而在這個過程中，我相信中國的市場也會在它們的引領下，變得更加符合國際規範。大家在這個過程中都會被對方所改變，最終找到一個平衡點。
在現階段，外資拍賣公司因為政策的束縛，似乎並不具有實質性的威脅。所以許多國內的拍賣行現在都是無所謂的心態。但這絕對不是兩個可以被忽略不計的對手。趁著它們在潛伏的這三五年，國內拍賣企業必須得迅速壯大強悍起來，否則當政策真正放開，就很難與之對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