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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就有非常好的藝術家資源。
第三點是優秀的評論家、理論家、策展人資源。
第四點有大量從事文化産業、藝術品市場相關産業和畫廊經營的專業人才在北京。
那麼在北京的韓係畫廊又為何沒有利用好這些優勢呢?藝評人陳曉峰對韓係畫廊集體中國“退市”的現象認為：在北京建立輻射亞洲和歐美的藝術市場，這種畫廊戰略從一開始可能是一個美麗的“錯誤”，但是由於彼此北京藝術市場似乎處於火山爆發的山口，因此並沒有從長遠的未來來判斷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的走勢，也沒有為國際藝術品找到中國藝術市場的介面，因此結局可見。
藝術家朱偉講過一個故事：漢雅軒的創始人張頌仁1993年的時候就替他的朋友付錢給他，購買他的水墨畫，後來也參加過他在香港萬玉堂畫廊的個展開幕式。紅門畫廊創始人布朗-華萊士十四年前就和朱偉約定要為他做一個展覽，這事終於在2005年落停了。朱偉説：“我一直很奇怪他們怎們能眼光那麼準?提前那麼早就下傢夥呢?以至於後來大規模的中國當代藝術炒作，幾十家上百家境內外畫廊蜂擁798、草場地等等，比他哥倆晚了近二十年。”
香港路線：外資畫廊拓展的新市場
2010年前後歐美畫廊在亞洲尋找新的市場關係和機會，開始著陸香港。對於舉步維艱，尋求銷售的交易商來説，香港看起來似乎充滿機會。畢竟，香港百萬富翁人數是全球增長最快的，在香港20.5 萬名百萬富豪之家中，潛能巨大。
對於北京和香港兩個城市的比較而言，羅中立獎學金贊助人仇浩然接受雅昌藝術網採訪時説：“香港有一個比較長期的和國外不同商業機構合作的經驗，在法律、法制、稅收、會計、運輸、物流和語言等方面與北京相比起來也比較方便。第三點就是香港本地的稅收還有它的會計系統是比較透明的，這些方面都有可能成為吸引國外的畫廊來香港的最大原因。由香港進入中國市場的高古軒、白立方、Perrotin等等外資畫廊，在亞洲已經有一定的客戶來源，在南韓、日本、東南亞也有一定的客戶群體。同時，他們可能在過去幾年已經開發中國的客戶，而基於這個原因，他們在香港就是希望可以更鞏固他們現有的亞洲客戶，往後是開拓在中國和香港不同的其他客戶。
我覺得從畫廊的角度來看，如果他們選擇某一個地方應該有他選擇的一定原因，如果一個畫廊在他挑選某一個地方的時候，因為是跟風而沒有考慮到當地的稅收、法律體系、會計等等方面，而跟著其他的機構到某一個地方去成立的話，這個畫廊肯定會失敗的。在北京現在所成立的外資畫廊，其實麥勒畫廊已經在北京很多年，現在還在北京;日本在中國成立的包括三瀦畫廊到現在也還在。從我的角度來看，現在離開的也就只有阿拉裏奧畫廊，還有以前日本在中國成立的一個叫“蛙島畫廊”以外，現在應該是沒有更多的畫廊在北京成立。這幾個畫廊他們關閉的原因其實都有不同的，阿拉裏奧畫廊背後的資金來源於南韓一位非常重要的收藏家，從他開這個畫廊到關閉這個畫廊其實在經濟方面沒有特別的原因，只是對於他來説可能是整合資源，他的南韓畫廊現在還存在，很有可能在中國成立這個畫廊沒有達到他一定的理想，和他原來想在中國開發中國藝術市場存在差距，所以把它關了，但是其他某一些畫廊關閉的原因可能也有他們各自的理由。”
顯然香港作為自由港在法律、稅收、會計系統的透明這三方面更利於國際間的貿易往來。另外收藏者的心態如何，市場規則的健康與否也決定了畫廊是否會在這個城市做長遠的打算。同樣外資畫廊進入香港也一樣會遇到與當地市場環境磨合的問題，雖然香港的優勢也一樣顯而易見。
兩種線路駐留與退出的決定因素
對於外資畫廊機構進入北京的藝術品市場自身和環境的相互作用，文化部文化市場發展中心研究員西沐在接受雅昌藝術網記者採訪時説：“第一，大的環境。可以看到中國藝術品市場通過2011年下半年到2012年整個市場已經走入一個回調的階段，整個藝術品市場的信心，購買能力都不同程度的下降。在大的情況下，中國的畫廊業率先受到衝擊，為什麼説率先受到衝擊呢?就是中國的畫廊業實際上長期以來雖然是一級市場的主體，但是一直處在邊緣化的位置，特別是隨著中國拍賣業和博覽會的衝擊和中國藝術品市場交易過程中私下交易的氾濫，實際上這幾年中國畫廊業的生存環境是不斷惡化。所以生存的空間不斷得到壓縮，作為一個外國的畫廊處在這種環境中它受到的衝擊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個層面，我們的經濟環境和世界經濟環境的不確定因素越來越多，從金融風暴一直到今天整個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的發展面臨越來越多的不確定因素，特別是2012年，中國的經濟大的環境、世界經濟大的環境面臨很多險境，這種險境實際上是對投資資本的一種信心的動搖或者是一種打擊，是藝術品投資越來越謹慎，越來越保守，這也進一步推動了市場的回調力度。在這種大環境下，作為最脆弱的一級市場的中國畫廊業面臨著最直接的衝擊，所以説畫廊業首當其衝受經濟環境變化所帶來的衝擊，受到藝術品交易制度或者交易秩序的混亂所帶來的衝擊，是中國畫廊業面臨一個非常大的衝擊，這種衝擊表現在不僅僅是外國韓係畫廊在撤退，我們看到國際上比較大的畫廊也在收縮自己的經營範圍或者説在撤退，因為整個中國畫廊業的發展沒有得到和中國藝術品市場總體規模一起得到膨脹、得到快速的成長，相反是在萎縮，這就説明中國畫廊業的競爭能力沒有隨著中國藝術品的快速發展得到應有的提升。在這種大的業態下，想獨善其身難度是非常大的，包括國際化的一些巨頭同樣面臨這些問題，因為這是大環境使然。
第二，我們要考慮韓係畫廊的變故或者是撤退，他是不是在價值判斷上與中國藝術市場的價值取向是不是發生了一些錯位?我們得考慮這些問題。因為我們都知道很多的國外的畫廊和國外的資本進入中國大部分是經營當代藝術，很少做中國傳統繪畫或者中國水墨藝術。在這種情況下，以前當代藝術更多的話語權或者説市場的定價權是掌握在這一些進入比較早的或者資本規模比較大的一些西方的投資機構的手中，他們可能在很多時候是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的一個風向標，但是隨著中國藝術品市場的不斷拓展，中國本土藝術品投資資本規模的這種不斷的成長，本土意識和本土文化能力的迅速提升也有自己的價值立場。當然西方這些機構他們所把握的這種價值立場與本土投資的價值立場發生錯位的時候，他們的經營就會出現問題。所以説，我們講國外的這些畫廊的這種變故，出現的這些變故與經營狀況存在的問題肯定是密不可分的，當然經營狀況除了大環境的影響以外，剛才我説的就是在價值判斷上出現一些新的錯位，這種錯位直接導致市場的營運能力的下降，你認為這些人的作品，這些作品市場應該是很好的，可是市場偏偏不買賬，作為一個經營機構，當你經營的藝術家和作品無法得到市場認可的時候，結論就會變得非常小範圍，我想這也是他們走出這一步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三個板塊就是自身的因素，比如國外的這些畫廊或者國外的藝術機構在北京，在中國建立藝術機構和畫廊，他有自己的戰略，有自己的戰略，隨著世界經濟或者是藝術品市場的發展，他們做了一些戰略的調整也在所難免，因為他是一個在世界範圍內的這麼一种經營的行為，所以説這種撤退也可能是一種自身的調整。”
對與外資畫廊的長期駐留還是退出中國市場，其決定因素有哪些?如果以進入香港地區的畫廊為例，仇浩然在接受雅昌藝術網記者採訪時講到：“我本人的猜測是這樣，在香港，第一因為它本身的租金是比較高，而在香港通常要簽一個租賃合同至少是簽三年的，同時如果當一個國外的畫廊在香港要去做他的裝潢、裝修之後，應該至少在這個地方要開展五年左右才可以把他當初的裝潢費用扣押掉，所以我猜測大部分畫廊在香港至少應該會停留五年，但當香港的畫廊在第三年的租賃合同滿的時候，可能因為租金的增加或者其他的商業或者是經濟的原因會考慮是否留在香港，這當然是一個純經濟的想法。
第二點比較重要，一個畫廊在一個地方能否留下來更重要的是看這個畫廊對這個地點的信心，還有他的投入的能力。
第三點是畫廊背後的藝術團體、藝術家的組合是否符合東南亞的客戶和收藏家的品位。
第四就是這些畫廊能否在推廣、教育等等方面拓展亞洲收藏家的眼光或者是他們的收藏品位。這幾點都是國外的畫廊需要去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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