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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極而衰，經過一輪資本洗禮，當代藝術市場元氣大傷，只留下了一群荷包豐厚的投機客，一堆流水線上生産的“藝術品”，以及一連串對行業道德規範的拷問。
記者/任蕙蘭
2008年，張曉剛的《血緣:大家庭3號》以4740萬港元落槌。未滿一歲，2009年香港蘇富比春拍的“當代亞洲藝術”專場上，他的“失憶與記憶系列”之《無題》，拍出了480萬港元的“零頭價”。從股市這艘“海盜船”上逃生的投資者，又坐了一把“藝市”的“雲霄飛車”。
八五新潮後，中國當代藝術從無到有，由起到落，經歷了一個“市場化”的輪迴，或如某些人所言將“觸底反彈”。25年，未必見證當代藝術的成熟，卻必然見證資本攪亂藝術市場。
從無到有
80年代末，一個西方人想要通過藝術了解中國，那麼他大概有兩種選擇:幾百年前的古董書畫，“文革”時期的大字報和油畫。“人們不知道當下的中國是什麼樣子，而這個國家經濟發展非常快，他們渴望了解它。”一手創辦上海第一家海外畫廊香格納，勞倫斯可以算最早混跡這個圈子的人，而他初來中國時，所謂“畫廊”就是美院門口挂著幾幅寫實派作品的小店，這幾乎是藝術家與外界唯一的溝通方式。
藝術總是先於“藝術市場”。“這裡已經開始有了藝術家，他們有10年甚至20年的經歷。”90年代初，一批政治波普的作品開始流入香港的畫廊。王廣義的“大批判”、方力鈞的“光頭”、岳敏君的“傻笑”，讓西方人嗅到了一絲時代的變化。而和工農兵攪在一起的“可口可樂”，讓老外意識到:原來中國也有活生生的資本主義景觀。他們開始瘋狂地追逐“三陪女”、“洗浴中心”和“麥當勞”。於是畫家們開始琢磨，當代藝術是很能賣錢的。
當然，內地理解的“能賣錢”畢竟只是管中窺豹。余友涵1993年便去了威尼斯雙年展，他的作品當時在香港售價兩萬美元，在上海售兩千人民幣卻沒人光顧。當時，內地人不會花兩千人民幣的高價來收藏一幅“看不懂”、跟實物相去甚遠的作品，而在香港花兩千美元收藏的國外買家也擔心在大陸花兩千人民幣買的是贗品。
當時，勞倫斯已在復旦修完中文，在香港“萬玉堂”畫廊謀了份差事。他是一個“老外”，又是一個“中國通”，瞄準了這裡頭有“市場”。1994年，他重回上海，創辦了香格納。
那時，人們經常看到，一個瑞士小夥子騎著“老坦克”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用嫺熟的中文向路人打聽某個藝術家的住址。而要讓被國外畫商忽悠慘了的藝術家相信自己不是騙子，放心把作品拿出來，勞倫斯必須有個落腳之處。於是，第一家香格納誕生在波特曼酒店的走廊裏。瑞士籍的酒店總經理髮覺勞倫斯的藝術品很有意思，又欣賞這個年輕人孜孜不倦的努力，就把酒店閒置的走廊借給他，當然，他也知道勞倫斯是付不起昂貴的租金的。據説香格納的“走廊畫展”最大規模也就是在僅有的兩面墻上挂上的10幅畫而已。
當年在波特曼買過藝術品的人一定暗爽，價錢就跟撿的一樣。周鐵海、薛松作品一百美元，而現在是幾萬美元；曾梵志作品兩千美元，現在亦幾成天價。“香格納賣出的第一幅作品是丁乙的，賣了幾個月，只賣了幾百美元。”現在丁乙的畫可以賣到1.2萬美元，但是在很長時間還是只賣到五六千美元。
“開始時買中國藝術的人，圈子很小。買家都是領事館的人，或是從國外回來的中國人。慢慢圈子變大了，一些原本覺得自己和中國沒有關係的人也開始買了，中國人自己也開始注重自己國家的藝術，願意玩這個。”勞倫斯感覺到，2004年以後，這個圈子迅速膨脹起來，但充斥進來的不全是“藝粉”。“有些客人站在丁乙的畫前，卻問我有沒有丁乙的作品。”
泡沫之始
2006年，紐約蘇富比的“亞洲當代藝術”專場上，中國當代藝術粉墨登場。那場拍賣的成交額達到了1322.89萬美元，成交率更是高達90%。於是，各大拍賣行、畫廊、收藏家開始爭先恐後地涌入中國當代藝術市場。
一場神話就此展開。
2007年，中國在世界藝術品拍賣市場所佔的份額首次超過了法國，位列世界第三。在2007年全球100位當代藝術家成交量排行榜上，中國當代藝術家竟然佔據了36席。2008年，曾梵志的油畫作品《面具系列1996No.6》最終以7536萬港元的價格成交，刷新了中國當代藝術拍賣成交紀錄。
“炒當代藝術品跟炒股、炒蘭花沒什麼區別，都是投機者在逐利。”當代藝術策展人朱其談到，2004年以後當代藝術躥紅，原先收藏古董的投資者紛紛轉戰當代藝術市場，“古代書畫假貨太多，沒什麼道行的投機客想要撿漏，卻往往會吃虧。”2007、2008年股市波動，從股市、樓市溢出的資金，也流向了當代藝術市場。
肥皂水備齊，泡沫應運而生。
聞著商機跟風涌入的投資者，出沒于各種拍賣會，鯨吞著良莠不齊的當代藝術品。“炒房團”跟“炒藝團”之間的區別，只不過是砸錢的場所從房展會轉到拍賣行。天價疊起，一時間各種“唱空”與“唱多”的聲音打起了擂臺。
朱其正是因揭露藝術市場“天價做局”而成名的。他最先在部落格上爆出，炒家先低調購入一批某一畫家的作品，在拍賣會上安排“自己人”和一群真買家坐在一起，假裝舉牌競拍，製造一種“很多人搶著買”的現場氣氛，把價格推高。當然，即使無人“入局”，炒家也只需支付事先與拍賣公司約定的佣金即可。
有人質疑，“天價”作品多是由國外著名拍賣行拍出，“假拍”之説未免牽強。朱其解釋道，紐約的蘇富比和嘉士得開設一個中國專場，一些華人擔任中國專場的藝術主管，現場坐的炒家也都是華人，不過是換了場地繼續炒。“人家就是給你一個場子讓你們自己玩兒，外國的資金並沒有進來。這有什麼意義呢？唯一的意義就是欺騙了國內的媒體和藏家，打一個時間差。”
拍出“天價”的必然是傳世佳作嗎？“在中國，拍賣會上的價格衡量一切。”勞倫斯分析道，“因為在中國看一件作品，不像在西方有人會幫助你決定，你在美術館找不到這個藝術家的相關作品，評論家也不一定會寫真實的東西，有人説這個作品是垃圾，又有人説這個東西值幾萬美元。你只能參考它的拍賣價格。”
發展也好，炒作也罷，總之當代藝術真真實實地火了一把。改行的藝術家重拾畫筆，畫得好的投入“批量生産”，助手捉刀，本人簽名。市場上充斥著粗製濫造的作品。而當拍賣價格遠遠背離真實價值時，懂行的人開始悄悄撤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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