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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張曉剛大家庭系列之六
一聲悶雷過後，大雨滂沱，泥石流肆虐。中國當代藝術的運氣十分糟糕，買家離場，市場蕭條，哀歌四起。而那第一聲肇事的悶雷，發作時間在2007年的年底，地點美國，人們管它叫金融風暴。
中國當代藝術如今像一個徘徊在市場上的幽靈，並淒厲地高喊:“崩潰啦，崩潰啦！”
當代藝術跌倒于“流感綜合症”
果真如此否？我們從拍賣市場的角度來觀察:與去年同期相比，香港的蘇富比、佳士得春季拍賣的中國當代藝術，成交額大幅衰退，只剩下原來的三分之一；中國大陸的各家拍賣公司更是力不從心，從發表的成交額看似乎還有70%，但是這種結果已經普遍受到質疑:“真正的成交額有無三成？都令人懷疑！”
我們再從藝術畫廊的角度觀察:所謂“後八九”藝術家的作品，乏人問津；“7080”藝術家的作品更慘，很少有顧客正眼去端詳。甚至，連這些畫廊自己也泥菩薩過河，以北京為例子，798、王四營、宋莊等經營中國當代藝術的營區，不少畫廊已經關門大吉。
靈活一點的人，如798南韓artcenter館長是年青貌美的南韓美女張英伊，她已經把美術館一樓改成了咖啡店，而樓上空間舉辦公關活動場所——舉辦類似手機發表、時尚秀等。
中國當代藝術標誌性人物的作品命運又是如何呢？
我的切身經歷似乎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今年6月，北京著名收藏家高捷先生問我，“張曉剛的一幅‘大家庭系列’，寬3米，高近2米，是張曉剛的典型風格，你覺得值多少錢？”我的回答是:“假如是在2007年的春拍，地點在美國紐約，那麼我相信它至少可以拍到1000萬；而同期在北京，它起碼可以拍到700萬。而在今天——”我呵呵笑，沒有回答。
高捷揭開了答案:“這張畫是我朋友收藏的，他現在開價是300萬，如果孫兄想要的話，我估計價格還能夠更低！”
就是這位高捷先生，曾經以70多萬購買了一幅曾梵志的“面具”作品，本想著自己長期收藏著玩。不料被某藝術經紀人相中，反覆來商洽。為了嚇阻人，高捷隨口開價500萬，豈料真的成交了。照現在的行情看，高捷是最理智的賣家！
台灣的藝評人劉太乃先生説得比我更狠:“曾經1000萬人民幣的拍品，跌至100萬人民幣，只剩下十分之一，依然沒有人敢進場承接！”(引自劉太乃:《市場復蘇還得等三年……》發表時間2009年8月)
或許有人不以為然，舉例説，2009年6月25日倫敦蘇富比“當代藝術夜拍”上張曉剛的作品以43萬英鎊成交的事實。我注意到了這個資訊，而且我也看到了亞洲當代藝術家作品的流拍。我的看法是，在這個時刻購買張曉剛的作品，藏家的背景不會很簡單，或許是出於“屁股決定大腦”的立場。當然，此個案也無法扭轉中國當代藝術在整個市場上的黑色命運。
中國當代藝術的崩盤，罪魁禍首是美國引發的金融風暴。這個結論顯然是可笑的，因為在金融風暴爆發之前，中國當代藝術已經明顯暴露出它的市場頹勢。
藝術市場的好壞，取決於市場的規模，參與的人數和客戶的品質。在短短的幾年之間，中國當代藝術的市場行情像過山車一樣忽然輝煌、然後急速滑落冰點的現象，是多種原因導致的結果。我的觀點是，它如同甲型H1N1流感一樣，流感病毒不是致命的，而致命的是流感綜合病症。
中國當代藝術市場
問題是“胎裏毛病”
中國當代藝術本身就是一個含糊的概念，至今爭論不休。這説明對於中國當代藝術，我國的藝術理論明顯缺位，或者説影響式微。我曾經有意去詢問一些已經收藏了中國當代藝術作品的所謂收藏家，他們對於當代藝術的理解甚至把時間概念和種類概念混為一談。換句話説，他們收藏中國當代藝術作品，不是因為喜愛，也不在乎藝術的價值，完全是出於市場投機的需要。而投機藝術市場，必須是跟風，做短波投資。
著名收藏家唐炬先生對於中國當代藝術的名稱憤憤不平。因為中國當代藝術已經排除了中國傳統書畫的當代藝術。唐炬説:“中國當代藝術的名稱，侵佔了不屬於它的地盤。”
事實上，國際上對當代(con-temporary)藝術的界定，一般是指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藝術，而現代(modern)藝術的概念則主要是指1945年之前至印象派的藝術。在中國，當代藝術的概念與此相去甚遠。因為從中國當代藝術的産生到今天，不過區區近30年的光景。而以目前的中國當代藝術，鮮有創新，大多是套用了西方已經過時的藝術理念，不加消化地“生吞活剝”而已。所以對於中國當代藝術的價值問題，大多數國內收藏家目前只是到了觀望和思考的階段。
以標榜“顛覆”和“否定”為“革命大旗”的中國當代藝術，有人提出“在中國特定的文化政治語境狀態中，必須首先發展出一種知識分子的抗拒意識，才能成為當代藝術家。”(廖邦銘:《拒絕官方主義是中國當代藝術唯一的出路》)——也就是説，必須有“抗拒意識”，才能成為當代藝術家。難道揭露不行嗎？難道反思不行嗎？難道批判不行嗎？
抗拒，就是對抗和拒絕，就是選擇對立的立場。那麼，它要抗拒誰呢？不言而喻。
這種魯莽而不切實際的觀點，不可能受到中國社會主流觀念的尊重和歡迎。因為只要稍有中國歷史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改革開放後的今天，中國人民過上了好日子。人們渴望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厭惡類似“顛覆”、“否定”和“大革命”之類的話語和思想。中國渴望的是建設，而非“顛覆”、“流血”，哪怕以藝術的名義。
更有甚者，北京宋莊的某當代畫家，其下流而缺乏理性光芒的作品，或許會迎合某些西方反華勢力的口味，但只會受到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唾棄和鄙視。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當代藝術都毫無意義，甚至有些中國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已經得到了比較廣泛的承認，但是，更加海量的像垃圾一樣的所謂當代作品淹沒了它們的光芒，給人造成負面的印象已經吞噬了優秀作品所取得的成績。中央美院副院長徐冰承認，“當代藝術有點無聊”。以嶄新繪畫語言而嶄露頭角的畫家劉小東教授也説，“當代這個詞令我作嘔！”而徐冰和劉小東，也都屬於中國當代藝術家。
這就是中國當代藝術一方面是虎視眈眈、搖尾乞憐地希望市場的垂愛；一方面是魯莽而遭人唾棄的表現，成為今天的現實。
中國當代藝術一度紅火與今天衰落的現實，其中也反映了一個基本的經濟規律:只有擁有更多觀眾尊重和喜愛的作品，才會受到市場的追捧。
所以我認為，中國當代藝術的市場問題，第一是“胎裏毛病”。
當代藝術市場的“話語權”和“定價權”
當中國當代藝術已具規模時，我國的藝術理論家們顯得手足無措。有些人試圖有所作為，遺憾的是依舊學著洋腔洋調，很少能夠給熱愛藝術的人們以實際的指導。更多的所謂評論家，不向媒體或出版社要稿費，反爾向畫家索要，這自然就淪為了畫家的“御筆”。
中國沒有構建起自己的理論，説話自然就沒有了底氣。
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中國當代藝術沒有“話語權”，自然也就喪失了“話語權”中最核心的力量“定價權”。
在國內市場上，一些人也是在看著外國的風向標，甘心做個跟屁蟲。
記得在2002年以後，每到三月的某個夜晚，當代藝術畫家們和國內的藝術品經紀人幾乎無法入眠。因為時差的關係，我和他們一起在等待紐約拍賣會的結果。那些被西方人選中的中國當代藝術作品，每次被推高價位，都會贏得我們陣陣歡呼——身在拍賣現場的人會打來越洋電話，把成交的消息告訴我們。
所有人都很高興，畢竟我們都是中國人。
可是，當大家被各種消息搞得雲山霧罩的時候，很少有人會去考慮中國當代藝術的“話語權”和“定價權”這個重要問題。
這個權利究竟是掌握在誰的手中？
也很少有人會去思考西方人選擇中國當代藝術作品的標準是什麼？
一旦颳起了金融風暴，中國人立即會發現沒有來得及掌握“話語權”和“定價權”的痛苦與無奈。
西方人在這幾年裏已經榨幹了四大天王們的市場油水，如今自己也深陷入了經濟的泥潭之中，在這種泥菩薩過河的緊急關頭，他們怎麼會來關心和保護中國的當代藝術？中國人自己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收藏信念，還沒有培養和建立起自己的收藏隊伍，中國的當代藝術怎麼會不崩潰呢！這就出現了劉太乃先生所描述的狀況:“曾經1000萬人民幣的拍品，跌至100萬人民幣，只剩下十分之一，依然沒有人敢進場承接！”
所以我認為，中國當代藝術的市場問題，第二是“話語權”和“定價權”掌握在誰的手中的問題。
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的惡性炒作
北京的藝術品市場火暴之後，開始聚集了外國的收藏家。我遇見多位境外的收藏家，看完拍賣會後撥浪鼓似地搖頭對我説:“你們的拍賣會，我們真的看不懂”——原因就是市場的惡性炒做。
其實原因很簡單:畫家開始攀比:你的作品今天賣50萬，我的作品明天必須賣100萬！
然後場下約定:你在場上買我一張，我在場下再送你一張！
媒體為了自己的利益，主動去與畫家“合作”，聲嘶力竭地吹牛皮。於是，牛在天上飛，滿地是大師。
還有那些五花八門、沒有刊號、或者是胡亂編個香港刊號的雜誌，印刷出來的目的是給畫家專門送人用的……事實上，這樣的雜誌根本就沒有市場，也毫不可信。
特別讓人抖雞皮疙瘩的是，有些人在私下製造所謂的“市場排行榜”，只要掏錢的畫家，就會把他的價格吹捧上天去。
那些拍賣公司呢？才不管這裡面的貓膩，只要收到了佣金，在他們看來就是真實的成交。
這樣的惡性炒作相信許多業內人都是心知肚明的——包括那些挂在雅昌藝術網上的成交記錄，有些是不真實的。
但是，它似乎卻催生了看上去很美的藝術品市場繁榮景象。
當然，市場的惡性炒作現象，不僅僅是發生在當代藝術作品的市場裏。
如此這般地“創造”輝煌奇跡，一旦風暴襲來，一個個記錄就被吹得稀裏嘩啦，暴露出皇帝的新衣。害羞的人一定會為此感到尷尬，可是這樣的人我見過的確實不多。
所以我認為，中國當代藝術的市場問題，第三是市場的惡性炒作的結果。
藝術家的批量生産問題
在藝術圈裏有個現象，一些著名的藝術家喜歡“挑選”自己的學生。實際上，有些學生就是他們的“槍手”。學生模倣老師的風格，然後老師做些局部的修改，簽了自己的名字，就等同於老師的作品，而且，收藏家根本不知道是學生代筆的。
老師的作品就這樣一下子多了起來的同時，老師的畫室也類似于做醬菜的生産作坊。
在某個公開場合，我曾經請教當代觀念攝影家王慶松先生。
我説:“底片在攝影家的手上，收藏家們怎麼樣才能確保作品的數量只有藝術家所簽售的那些呢？而且，如果藝術家願意的話，他可以在這個尺寸上做一百張，等到市場好了，作品銷售完了，又可以在另一個尺寸上再做一百張。這樣一來，作品數量的增多，等於在稀釋作品的市場價值。”
他回答:“只能靠藝術家自己的約束和道德力量！”
我們譴責那些作偽者侵犯藝術家的智慧財産權，罵他們就像盜賊一樣，可是，藝術家批量生産的問題，是否也侵害了收藏家的利益呢？這個問題現在還沒有人關心。
看上去，中國有足夠大的市場，所以只要藝術家一紅，市場一火，作品的銷售沒有問題。
但是，像台灣苗豐聯先生那樣的收藏家畢竟是極少數。他是台灣聯華神通集團創辦人苗育秀的公子。他在十多年前購買了岳敏君、方力均的作品，購買的理由是因為岳敏君張著大嘴笑、方力均的光頭讓他“好開心”。他還把季大純的作品挂在廁所裏，認為是“至高的榮譽”。他才是真正的藝術玩家！
相對於愛好與收藏中國字畫、瓷器和寫實油畫的人來説，上手中國當代藝術作品的藏家畢竟是少數，而且目前中國大多數的收藏家，還不是真正的收藏家，他們收藏的目的就是為了投資，為了賺錢——這並不是什麼丟臉的事，因為市場就是人們賺錢的地方。
作品不少，藏家卻很少，這是現實的收藏格局。他們一旦發現了某些藝術家的批量生産問題，就會猶豫不決，即使在藝術品市場低谷的時候也一樣。而一旦看見市場的風吹草動，這些人的收藏意願並不堅決，簡直是望風而逃，生怕被套住。
所以我認為，中國當代藝術的市場問題，第四是藝術家作品的批量生産問題。
……
在這些因素(當然，還有其他因素:比如收藏家本身的品質問題；中國中産階級隊伍擴大的問題等，都與這個市場有直接的聯繫！)悄悄累加在一起的時候，正好遭遇到金融風暴，於是，中國當代藝術的市場悲歌逐漸嘹亮了起來。
孫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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