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山川及其作品《青島》
呂山川：
我很喜歡展覽的題目，這很符合我作畫的感覺，像聽搖滾音樂一樣過癮。繪畫著重的是畫面呈現的結果，但是我看畫的時候更喜歡去想像藝術家創作的過程。表現主義往往帶著行動性，薛行彪老師的作品讓我感受到他愉悅的作畫過程。我在德國看到的一幅巴塞利茲的作品描繪了一個懷孕的母親，旁邊有個腳印，我感受到了他創作時的隨意，這種隨意不是隨便，是有目的性的。
在北京時，我一般晚上作畫，但有時候沒有狀態，一整晚對著畫布沒有感覺。有一天晚上我想畫畫，但是突然有幾個朋友來找我。剛開始我還陪著泡茶喝酒，忽然狀態上來了我就丟下客人去畫畫了。這種“無我”的狀態對我來説很重要。我在行彪老師身上看到一種“生命不止，戰鬥不息”的狀態，我希望自己也像他一樣。繪畫就像戰鬥，是畫者和畫布的交流。我和何老師在北京經常在一起聚會，但我們之間很少聊藝術。我覺得藝術家需要了解歷史，但是也要堅持自己，避免別人的想法。藝術家要像何老師一樣固執。
鄭工：
呂山川的“無我”狀態其實更多的是一種“自我”狀態，你只感覺到自身的存在，別人在場但又不在場。他提出的其實是表現主義繪畫基本的特徵和本質：行為和狀態。藝術家只有進入到某種狀態中，才能將自我意識轉移到畫布上。音樂是形式敘事的典型例子，用符號來演繹藝術家想像中的世界。畫家的表達方式更多的是一種推理的過程。這個展覽的名字取得很好，正因為這個題目才能將來自各地的藝術家融入其中，我們下面來聽聽策展人對這個展覽的介紹。
總策展人謝儒傑在研討會上發言
謝儒傑：
表現主義進入中國火熱了30多年，但真正以表現主義為創作機質的藝術家其實不多。所以當我遇到表現主義的問題時，我就將中國代表性的表現主義大家的作品擺在這個空間，有些問題的答案就昭然若揭了。
這次展覽名為“撕裂語言”，是因為表現主義是一個很難界定清楚，形式上難以準確成立的概念。我用“撕裂”來表達表現主義的內涵，即它不斷顛覆形式，模糊所謂具象和抽象邊緣的巨大能量內核。為什麼表現主義在中國的大家不多，我認為也是關於舍得的問題。很多人經常是捨不得，導致了表現主義在中國很難推進。對我這樣80後美術系的學生來説，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觸過表現主義，可以説進入是很容易的，但進入與能夠出成果完全是兩回事。我覺得表現主義是一條高速路，上去很容易，能跑到下一個出口太困難了。需要不斷的自我解構、重構，確認個人語言系統。我覺得這個探索，均能于參展的幾位老師的身上準確體現。這場展覽也解答了我自己內心的疑問，表現主義真的太難了。
鄭工：
我認為這次展覽的成功就在於展覽有一個明確的學術定位，並在定位中通過作品提出明確的話題。我希望這次論壇能夠將話題提交給中國油畫界繼續發酵，我們的研討會可以作為一個良好的開端。
特邀批評家陳思建在研討會上發言
陳思建：
我希望今天能談一下技術手段的出現導致藝術發生急劇變化的案例。首先是圖式對繪畫的影響，在貢布裏希《藝術與錯覺》中關於“圖式與矯正”的理論，貢氏提出人的視覺受成例的影響很大，繪畫過程往往是對已有成例矯正的過程；第二個案例是攝影術對繪畫的影響，攝影術改變了繪畫與贊助者的關係，讓畫家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條件；第三個案例是影像技術和傳播媒介的變化讓藝術形式發生急劇變化。藝術家希望作品中能有更大的容量。
新技術的産生對藝術史的發展有很大影響。我將它們與今天的展覽結合起來。薛行彪老師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來源。管策老師的作品中出現了很多傳統的圖式和畫面構成，是不是可以看作是成例矯正的一個過程呢？在我的解讀中，呂山川先生和何汶玦先生屬於第三階段，站在他們的畫面前可以直接想像出影像化的場景。我曾問李曉偉老師一個問題，《知了》系列作品中人物的姿態源自於攝影圖片嗎？他回答明確表示不是，完全是藝術家的創造。可是從讀圖的角度來説，我認為他的圖像與攝影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表現主義可能是一種思想資源，思想是遊移的，但技術比較穩定，比較固化，我們希望思想能夠突破技術的限制。
鄭工：
我是站在圖像與形式的關係角度探討今天的問題，而陳思建先生是從圖像與思想、觀念的關係入手。我們理論家往往從自己關注的角度出發，提出概念，尋找符合概念的例證，重新整合材料。我對今天的七位畫家的發言順序的安排，就是一種分類處理。比如管策先生和薛行彪先生作為第一板塊，呂山川先生和何汶玦先生第二板塊等等。雖然我的理論角度與陳思建先生不太一樣，但是理論視角越豐富，問題會得到更大層面的展開，其實意義就凸顯出來。陳思建先生還提出圖像和技術之間的關係，即如何用思想打破技術的固化問題，這個也很重要。我將剩下三位藝術家李曉偉先生、張勇先生、和今天不在場的鄧箭今先生的作品放在一起，就此探討圖像的問題。雖然前面的幾位藝術家的作品也反映了圖像的問題，但更多的還是在符號層面的探討。圖像可以變成符號，形式也可以變成符號，這個符號不是技術的固化而是意義的固化，是可以剝離出來的、可拼貼的東西。
李曉偉及其作品《樹上時光》《唱和45》
李曉偉：
説到圖像問題，對於表現主義藝術家來説，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讓自己的藝術沒有答案。傳統藝術與現代藝術的區別是，傳統藝術往往有一個解決方案，有一個結論；現當代藝術則是提出一個問題，但沒有答案，我想這就是它很吸引我的地方。我希望我的畫面中能夠隱藏一些東西，甚至有一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這就是表現主義吸引我的魅力所在。
鄭工：
李曉偉先生談到了圖像後面隱藏的東西，他的圖像象徵性很強，比如用灰調子處理的天安門在不同人物背後反覆出現。這裡他的語境是有變化的，而所指並不明確，也就是意指的模糊，或者説能指的漂浮。在張勇先生的作品中，這種漂浮性也是很強的。《他選擇了紅色》、《我選擇了黃色》這個系列用了錘子和鐮刀的圖像符號。這是漂浮性一個完整的符號，並且被廣泛使用，它的意義是固化的，代表黨徽。但在不了解其知識背景的人看來，其不同的生活背景可能會給這個符號一個新的闡釋。這系列的作品標題提到了紅色和黃色，顏色也是具有符號性的。更何況不同類型事物和符號糾結在一起時，解讀就會更加複雜，意義在現實生活中被離散化，這種離散化是當代藝術形式中普遍存在的表達方式，這就又回到了意義的夾層問題中。就這個問題我想聽聽張勇先生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