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北國”是一個抽象又虛無的國度

記者：距離上次您做個展應該有四個年頭了，能否透露下11月22日即將在今日美術館舉辦的展覽線索？

瞿廣慈：其實我的線索性很強，有時候我覺得線索性過強。每次展覽都有一個創作邏輯，做這個展覽之前沒有一個特定地要為了做展覽而準備特定的作品。最早我做《集體主義》的時候很簡單，當時我在大學當老師、做領導，我們經常開會，從生活當中慢慢對自己的作品有影響。《鳥兒問答》的狀態也是我到北京最悠閒的狀態，所以做了那個展覽。這個展覽也是如此，有一天跟高館長（今日美術館館長高鵬）説，發現這批做完的作品沒有道具，以前做的所有作品都是有道具的。所謂道具比如小紅本兒，那是對我來説非常重要的道具。後來我發現沒有道具之後反而呈現出一種比較抽象的概念，形式上感覺加強了之後，很多內容反而變得更加空泛。

記者：此次展覽名字為“終北國”，像是一種臆想出來的虛指國度。

瞿廣慈：高館長作為這次展覽的策展人，給我建議了一些展覽題目，我覺得挺好。《終北國》，我覺得就是某種國度，其實我想呈現的展覽狀態也是一種挺虛無的國度概念，因為我覺得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國度。那麼《終北國》是一個什麼概念？不像桃花源就是美好的感覺，《終北國》是非常抽象的，沒有特定的好或是不好，每個人都有評判，世界被切割成很多面。當自己在工作室的時候是一個世界，可是進入CBD的時候又是另一個世界，對我而言經營一個品牌的時候又是一個世界，每個人的世界是很不一樣的，我想呈現的就是這個狀態。等到這個題目呈現之後，的的確確我對這個展覽的傾向性更加明確，包括這個展覽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創作；一部分與 “稀奇”有關，呈現的也不是完全形而下的概念。原先想做得非常日常和形而下，但是做著做著就變成一種比較抽象的概念，展覽中一個區域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比較精神性的、空虛的，但是它是物化的，是雕塑、工作室的狀態；另外一個區域則是非常物質化的，“稀奇”的産品也是商品，必須非常物質化、高度商業化、現實化，但當一件東西做到極致的時候也呈現出某種抽象化的感覺，材料有時由於造型的變化會變成另外一種質地的感覺。

記者：其實我們很期待這次展覽的亮點，因為感覺您應該更重視創意和空間的利用，所以在布展方面會做大量的功課？

瞿廣慈：展覽路線設計，一進來第一眼的呈現，然後又走過一個展覽空間進入另一個空間，其實我都是有設計的，兩種反差會非常大，彼此之間沒有影響，可以穿越過去。創作與生活如膠似漆又自然生長

記者：能否簡述下到目前為止的幾個重要創作轉折節點和代表作品特徵？

瞿廣慈：我的作品跟我的生活有關係，談我的生活才能談作品。從本科畢業走向研究生畢業呈現不一樣的狀態，相對比較自由，沒有特別的針對性。到了大學當老師之後，大概有一兩年時間幾乎沒怎麼創作，倒是做了很多實驗性、材料性的研究，沒有做具象的作品，等到2002年開始重新做創作，也跟我那時的生活有關。我差不多在大學呆了七年，其中五年當院長助理，這個工作對我影響很大，今天我能管理一個團隊就是因為過去當過老師、領導的關係。對於我來説是很重要的階段。之後就開始做“稀奇”了，我這個人閒不住，做“稀奇”這件事情本身對我而言是非常接地氣的。

記者：在您的創作中最有代表性的形象就是一個胖胖的穿著工農兵服裝的男人，帶有後革命的色彩，為什麼選擇創造這樣的形象？

瞿廣慈：我記得有人問一個作家，寫作是怎麼寫的，如何去編造這些情節？他説只要文字放在文章裏，文字就會自然生長，就不會去刻意雕琢。所以我可以描述很多特別的細節，這些細節根本不存在，但是又會覺得是合理的。因為是文字自己在生長，可能跟著你的感覺在生長，這個小人物、小胖子，對於他來説，他也是自己在生長。就像一個孩子一樣，他已經活了，即便我不再去管他，但依然是活的。帶著自己的角色做自己的事，這個事情有時候跟我沒什麼關係。就是自己成為那樣的人，那樣做事了，創作就應該是這樣的。

記者：在您的創作中總是充滿敘事性以及暗喻，很多看來都是從生活中得到的靈感，比如《菜刀幫》看著老實人壓不住火，是否可以具體跟我們聊聊生活中哪些元素會時常打動您？從這些看似戲謔的表面，會産生哪些思考？

瞿廣慈：沒有特別，説句實在話，其實可以用很多種描述方式進行表達。之所以用雕塑來創作，是因為我做起來比較熟悉。我曾經想過做關於十句特別有意思話的作品，比如我聽過一個重慶人説了一句特別有意思的話：“雖然我長得像鬼火一樣，我的生命也像鬼火一樣，但是我依然可以照亮你”，非常草根化。包括北京話説“看到老實人壓不住火”也一樣。我其實特別想做一批圖解的作品，但是這個需要等待，但藝術家有時候的確要設立一些目標。

記者：《最後晚餐》應該是從2004年到2014年一直在做。

瞿廣慈：對， 最近做的是《最後的晚餐——點讚》，原來拿著的小紅本換成了“點讚”，時代感有變化。“點讚”現在還有專門説“手動點讚”，這是非常當下的存在，突然之間這件作品變得更加當代了，它使得我們今天的生活和那個時代的表達息息相關了。

選擇來自於清晰的認知與自信

記者：您剛一畢業就得了全國美展的最高獎項，後來在二級市場也拍得高價，可以説一直以來都順風順水，這麼早被認可當時是什麼感受？現在又怎麼看？

瞿廣慈：從讀大學到獲獎，再到研究生畢業，這個過程跟現在很多年輕人一樣。其實未來會怎麼樣誰都不知道，像登山一樣，有一塊磚頭你能踩得住，就往上踩。因為整個山是什麼樣看不到、也看不清楚，能走到哪兒也不知道，總是覺得前面有塊石頭能踩住就踩住，有一棵樹能扒住就扒住，人走著走著肯定有一些自己的體驗和要求或者自己最初想登到什麼樣的山和什麼樣的高度，之後不斷地當你走到一定高度看到風景的時候又對世界有一個新的認識，可能會重新設立一個目標。

那個時候藝術家都是非常貧窮的，雖然我和向京是最早被市場認可的雕塑家。但當你從一個貧窮學生剛剛能養活自己，到開始不斷有財富這個概念的時候，其實都是站立不穩的，讓你覺得真牛，從貨幣到錢到數字。而今天我們看待這事兒的時候已經非常淡定坦然了，但同樣還是很不容易的。

因為中國當代藝術其實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算是中國當代藝術處於地下形式的，因為沒有一個肯定的市場或是肯定的力量托著就很難存在，那時候只有一個渠道，全國美展之類的展覽，當然我覺得自覺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第二個階段是市場，沒有當代藝術的市場繁榮，就沒有中國當代藝術大面積的茁壯開花，無論是開什麼樣的花，結什麼樣的果，無論是學理界、時尚圈，還是媒體，當代藝術家的社會地位或被各方面認知的高度是遠遠高於傳統藝術家的。

拍賣充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實年輕藝術家的路很少。市場這條路給了我們很多可能性，至少我們能養活自己，這個很重要。當你沒有展覽的時候有拍賣，那個時候可以説每次拍賣全是新的，今天拿出來的拍賣全是老的。其實正常拍賣應該全是老東西，但是那時特別有意思，我的方式是全推新品，對於我們的作品而言就像新品發佈一樣。當時所謂自我的創作狀態和學術狀態，依然是像商品推薦一樣去做，所以今天我能夠把控一個品牌，對我來説太容易了，那時候才難。瘋狂衝價格、衝數據，到今天為止依然是這樣的。年輕人在這時一定要冷靜。

記者：您畢業之後去上海師範大學任教，這是一般都很嚮往的職業——在大學當老師，為什麼後來又回來北京，並且成為了職業藝術家？

瞿廣慈：當時有各方面的原因，跟我和向京受的教育有關係。雖然我是上海人，但不得不承認的確北京整個藝術人文環境好一些，機會更多，有意思的人多。我覺得七年大學對我們幫助很大，更多是跟學生在一起，單純地研究、教學，也有很好的雕塑環境和條件。

走，是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很多人不明白人生的路是怎樣的。在某一個階段必須有某些環境、某些人、某些事陪著你，當你再往前走的時候必須要重新開始規劃自己的人生路。在沒有條件的情況下，一塊石頭、一棵樹，只要踩得上去都要踩，但到了需要真正做的時候必須放下拐杖，赤手空拳地出去打。

對於我和向京而言，在大學無非就是兩點，一是職業，關乎生存、生活，二是關乎理想，藝術教育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情，我有時候認為藝術教育其實不存在，是一個偽概念，因為教人藝術是很難的事。後來因為沒有職業的原因可以輕鬆地選擇城市，我自己有很多可以選擇，向京也可以選擇做攝影師，但是某種程度使命落在雕塑上，就一心想把雕塑做好，我從來不覺得做雕塑有多重要，有時候是一種使命感，作為向京來説她也會有這種感覺。

上海依然是我很喜歡的城市，所以我覺得我們很幸運，我的生活是雙城記，北京、上海、再加個杭州來回跑。上海的文化還是後殖民文化，上海的藝術依然是後殖民藝術，始終沒有找到真正自己內心的東西，上海的文化氣脈跟我不太同，而北京是有一種挺強大的民族自尊心存在，民族主義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