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熱”：作為第三代漢學家的高居翰
上世紀40年代的末期到50年代，美國的政界被一種極度的恐怖氣氛包圍著，所有的這一切都是"“麥卡錫主義”帶來的白色恐怖。麥卡錫主義的鼓吹者約瑟夫-R-麥卡錫是當時美國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一個反共狂熱分子。他的出現是歷史的一個偶然，但是卻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之所以稱之為偶然，是因為當時的朝鮮戰爭和園子間諜案給他提供了活動的氣氛。因此，當其大肆宣稱共産主義包圍了美國的時候，會得到民眾的支援。並在美國政界掀起了一股大清洗的狂潮。在40年代開始的十多年時間裏，美國上到總統，下到普通的民眾都沒有享受安穩的生活，而是活在麥卡錫的白色恐怖中。
“他們就怕共産黨，也就是因為共産黨把中國“吞”下來了，麥卡錫當時是大大地抓共産黨。很多先進的、權威的這些作家、藝術家、演員都被他抓了，弄的好多人自殺。中國就變成一個“可疑”的文化——就是可能會對美國有威脅的文化。”徐小虎回憶到，“後來美國政府就出了很大的一筆錢，叫NDFL，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Language，這種獎學金很高的，你拿這個獎學金就可以去研究‘可怕’的文化。這些‘可怕’的文化就包括中國、日本、土耳其、俄羅斯等等這些，還有中亞。所以你去研究東方的東西很吃香的，有很好的獎學金，所以很多大學就開始開中國藝術史的課。”
始於上世紀的二次大戰後的“中國熱”的諸多研究者們當中，到高居翰已經是第三代。而前一代的藝術史學家有德國路德維柯-巴克霍夫(Ludwig Bachofer)和馬克斯-羅樾(Max Loehr)這樣的四十、五十年代的大啟發者，其中巴克霍夫是羅樾的老師。在他們的原則裏，藝術本身有一種內在的生命，從一代到另一代有一種演變。“一個藝術家在自己的時代畫畫，如何跟他老師們不同，可能他自己都不曉得，這是一個有趣的不得了的，這個就叫藝術的歷史，這個就是Bachofer、Max Loehr開始的時候做的。”徐小虎回憶到，“Max Loehr在密西根的時候就是Cahill的老師，我覺得很奇怪他的老師是那麼嚴格地教藝術的歷史，他出來是拼命做小傳，就把藝術史弄得有趣、活活潑潑的，就跟人有關係了，因為藝術史不一定跟人有關係，所以在這方面他就是要把它弄得有人際關係，很活，很親切。”
而在二次大戰中，參軍回國的士兵或者將軍中帶回的中國古代繪畫，到最後成為西方研究中國藝術史先驅的當屬勞倫斯-希克曼(Laurence Sickman) 和李雪曼(Sherman Lee.)。徐小虎回憶到：“在歐洲國家二十世紀初可見的翻譯中，有對中國的文學、藝術、歷史的興趣，當然美國也有，剛好在中國打仗的這些人，當然就特別好，有機會帶東西回來。那麼比他們年輕好多的高居翰也許就是透過這種啟發，對中國的東西感興趣，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直接地跟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和克利夫蘭博物館有聯繫，去看過他們的東西才喜歡，這個我不知道，我沒有問過他。可是他自己翻譯了那麼多藝術家的小傳，藝術家的生平和當時的生活，所以他就是……我可以説是用英文把中國藝術介紹給世界最多的就是Cahill，沒有人可以跟他比。”
在2012年上博慶館60週年的最重要展覽“翰墨薈萃——美國收藏中國五代宋元書畫珍品展”中，首次將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波士頓美術館、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和克利夫蘭博物館所藏的中國古代書畫珍品聚集到一起，共計六十件，涵蓋五代、宋、元四百多年的時間跨度。其中納爾遜藝術博物館和克利夫蘭美術館的收藏要歸功於他們的歷任館長兼研究員，也就是來自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的館長勞倫斯-希克曼和克利夫蘭博物館的館長李雪曼。
勞倫斯-希克曼在高中期間就對日本和中國藝術非常感興趣。1930年，他在哈佛該領域獲得了學位。他中文流利，遊遍了整個中國。他用新成立的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購買中國繪畫，雕塑和傢具。1931年，勞倫斯-希克曼加入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1935年，他成為該館東方藝術博物館館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兵役打斷了了他的職業生涯。在戰爭結束後，他又回到了納爾遜-阿特金斯博物館，從1953年到1977年期間任館長，在任25年。
“他對日本和中國的藝術市場都很熟悉。他買入的那些最好的中國畫，有很多都是來自於日本的。比如，李成的《晴巒蕭寺圖軸》，是從東京的收藏家、畫商米開朗基羅-佩森蒂尼(Michelangelo Piacentini)處購得的。史克曼在迷局般的中國畫買賣中如魚得水。”高居翰在《早期中國畫在美國博物館—— 一個“局內人”之見》一文中這樣寫到。
高居翰的文中同樣寫到：當1952年李雪曼到此並擔任亞洲藝術的研究員後，克裏夫蘭的中國畫收藏才可稱蔚為壯觀。1958年，李雪曼成為克裏夫蘭美術館館長。李雪曼的個人背景帶來了另一種“日本情結”：從1946年起，作為一名美國海軍軍官，他是日本古跡和藝術委員會的一員。後來，他還成為麥克阿瑟將軍(MacArthur)在藝術品收藏保護方面的顧問。駐日期間，李雪曼曾與其在同一間辦公室工作。李雪曼有很多非凡的傳説值得敘述。比如，在神廟中發現深藏其中的幾世紀以來無人得見的木雕像……
他把整個生命貢獻給學界
在高居翰學術著作的起點《中國繪畫》(Chinese Painting ：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高居翰還只是瑞典藝術史學者喜龍仁(Osvald Siren)的助理，協助其完成七卷本《中國繪畫》的攥寫計劃。徐小虎回憶到，“他的優點是沒有人做到的，沒有人可以跟他比，他把每個時代的有名的好畫家一個個地找出來，就做了一個很大的index，你就可以找世界上任何國家有這個人的名字底下的畫，他就把它列出來了，當時沒有人懷疑有假畫這個事情，所以他這個貢獻就是不得了。不管你是什麼名字，歷朝的這些名畫作在世界上存在的都可以不可思議的搜索得到，總之這個index是一個不得了的貢獻。”
在訪談的最後，“沒有人可以跟他比”在徐小虎的口中重復念了幾次，在她看來，好友高居翰的貢獻是向世界“打開”中國，了解中國各代的這些文化、政治情況，社會情況，還有把畫家各個人的生平都用很生動的話描述出來。“他看畫的仔細度真是驚人，他可以看到大家看不到的東西，在學界我想我們現在沒有人不愛他的。所以總而言之Jim，認識他的人都會叫他Jim，沒有人不愛他的。Jim沒有人可以跟他比，就是這樣的，他的貢獻是把他的整個生命拿來貢獻給我們藝術史的學界，而不是給他自己鞏固什麼位置去得獎，這個他沒有特別興趣的，他就是一個做藝術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