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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理想以志願者的方式活著”
2002年，張鵬考入中國政法大學。從家鄉陜西來到首都，最讓這個愛好文史的“大孩子”感興趣的就是北京大大小小的博物館。2003年張鵬去國家博物館參觀，進門後不久，正遇上一位大姐聚攏了一些散客，他也就跟著蹭了一次講解。這位大姐身上沒有穿著國家博物館統一規定的導遊制服，但她給遊客們講解起來卻也十分誠懇和耐心。直到講解結束，大姐才告訴遊客，自己是一名志願者。
“當‘志願者’3個字從她口中説出來的時候，我由衷地敬佩。”張鵬説，自己意外地聽了講解，卻受到很深的影響——原來可以以一個志願者的身份，和別人交流自己對歷史、對文物的感悟。志願者可以或者應該是一種生活方式，而非僅僅是簡單的“學雷鋒做好事”。“我的愛好或者理想，如果短期內不能實現，那就用另一種方式讓它活著。”他説。
後來，張鵬通過國家博物館的考試，成為了義務講解員。“每個週末從昌平坐345路進城，再換乘5路在天安門西站下，然後橫穿廣場去國家博物館，我總是會忍不住一路小跑過去。”大學4年，張鵬的週末都是這樣穿梭在學校和博物館之間，每個來回要4個多小時，午飯是自己帶的麵包。“雖然很累，但累並快樂著。”
2006年國家博物館閉館期間，張鵬轉去世紀壇做志願者。“一次給中關村二小二年級的一個班講解，他們從上午9點跟隨我參觀“偉大的世界文明”展到中午參觀“日本浮世繪繪畫展”，結束的時候已經12：30了，很多孩子寧可不吃飯，也要繼續跟著我看展覽，襯衫後面拽了四五隻小手，讓我很感動。”
將張鵬拴在博物館的，除了文物的魅力，就是和這些觀眾之間的情誼：“義務講解帶給我最多的就是‘傳遞知識、傳遞精神’過程中帶來的一種滿足感。我有興趣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而這件事又能夠幫到別人，何樂而不為呢？”
“博物館不是僅僅來一次的地方”
張鵬做義務講解員的這10年，正是我國博物館發展最快的時候。而他也見證了博物館從“高高在上”到“就在我們身邊”的轉變。
張鵬説最早做志願講解還有點尷尬，因為需要在門口吆喝一句“想聽講解的觀眾請到這邊來”，才會有幾個觀眾走過來。“我説我是志願者，有的觀眾第一反應就是重復一遍：你收錢嗎？我反覆説不收錢，才會返回來聽。”而現在，只要看到他胸前的身份牌，觀眾會主動提要求：“能給我講講嗎？”
“可見，博物館免費開放後，現在很多人願意走進博物館，博物館也在以大眾願意接受的姿態，如採用數字媒體、微網志、語音導覽等多種方式，舉辦學陶藝、學皮影戲等公共教育課，來拉近與觀眾的距離，博物館的大門實實在在地打開了。但有一個很大的誤區是，很多人認為博物館是只來一次的地方。”
每次講解前，張鵬都喜歡先提個問題，什麼是博物館？而“歷史、文化、藝術不僅僅在博物館裏，也體現在生活中的每一處”這句話，則是他每次講解最後必説的結束語。
“博物館是收藏人類記憶、珍藏民族靈魂的地方，不是僅僅來一次的地方，也不能當成單純的旅遊景點，而是一個心靈休憩所，是人可以靜心思考和回憶的地方，是城市功能中必不可少的一個模組。現在博物館的硬體上去了，更需要在軟體上下功夫。我們這些義務講解員，也是軟體上的一環。雖然我們不是館裏的專職人員，但既是特殊的觀眾，也是館裏往外的延伸部分，與觀眾的交融感很好。有的志願者有著深厚的專業知識，願意做學者型的講解員，而我更願意在把觀眾帶進博物館，讓觀眾愛上博物館。”張鵬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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