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徐悲鴻結婚不是為了追求物質生活
李樹森：相愛的人終於可以在一起了，但據説你們真正結婚並非一帆風順，能講一講曾遇到的困難嗎?剛結婚時生活狀況怎麼樣?
廖靜文：悲鴻的那個與別人同居的夫人知道了我們訂婚的消息後，就提出來要辦正式離婚手續，但要求悲鴻給她一百萬生活費，畫一百幅畫，還要悲鴻把收藏的四十幅古畫送給她，另外還要悲鴻每個月給四萬塊生活費。
悲鴻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雖然不在一起了，但還很珍惜過去的感情，不願意傷害她，所以她提出的這些要求悲鴻就都答應了。
一開始悲鴻畫了五十張畫送去給她，她退回來二十多張，説畫得不好，要他重新畫。悲鴻很生氣，説給你的畫都是我簽了名的，不好的我不會簽名。在老畫老退的情況下，悲鴻也請了很多朋友，讓大家説説公道話。但那些朋友都知道他的老婆與國民黨宣傳部部長同居，不敢得罪，反而幫她説話。甚至有人説那就把你沒賣的畫打開來讓她挑，悲鴻不同意。這事一直拖到抗日戰爭勝利，她要跟那個宣傳部長回南京去了，急著拿夠一百幅畫和一百萬塊錢。悲鴻託人在昆明賣了很多畫湊足了錢，也給足了她一百幅畫，這樣才請律師到場辦了正式離婚手續，那天是1945年12月31日。
我跟悲鴻是1946年1月14日在重慶結婚的。結婚時，我們住的房子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連一床新被子都沒有。吃飯基本吃食堂，吃的是那種配給的發了霉的平價米，喝水只能喝泥塘裏的水，連到嘉陵江去挑的水都買不起。我們結婚的時候生活是很艱苦的，我並不是為了追求和悲鴻過很好的物質生活才與他結婚的。其實自從我認識徐悲鴻開始，看見他一直過的是艱苦、質樸的生活，甚至生病時多次手頭拮據得無錢付醫藥費。
結婚後的1946年，國民黨的很多人都遷到南京去了。當時悲鴻留學德國的同學朱家驊是中央教育部部長，他聘請悲鴻擔任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的校長，這樣我們就來到了北京，那天是1946年8月30日。
剛到北平我們是租房子住，後來悲鴻的學生在上海替他開了一個畫展，用賣畫的錢在北平買了一個房子。我在重慶結婚後就懷了徐慶平，為什麼取名“慶平”呢，是因為在重慶懷的，在北平生的。第二年又生了徐芳芳。
責任和愛情的力量決定為他做點什麼
李樹森：徐悲鴻先生去世得太過突然，痛失愛偶的打擊一定十分巨大，您是怎樣熬過那段最痛苦時期的?
廖靜文：悲鴻是1953年去世的，那年北平藝專已改叫中央美術學院了，悲鴻是院長。1946年結婚到1953年悲鴻去世，也就只有七年。那年慶平才剛剛六歲，芳芳五歲。
悲鴻死得突然，所以他沒有留下遺囑。他參加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坐在主席臺上，從早到晚開會，在會後接待外國代表團的宴會上突發腦溢血，送到醫院以後幾天就去世了。
悲鴻家裏父母已過世，沒有兄弟姐妹，悲鴻一走，家裏只剩我跟兩個孩子。我從醫院回到家裏，中央美院派人來看望我，晚上給我吃安眠藥，好讓我能夠入睡，可是夜裏醒來我又哭。六歲的兒子慶平很懂事，他學著大人勸我説：“媽媽，爸爸已經死了，你哭也沒有用。”勸完我他自己拿被子蒙著頭哭了起來。女兒五歲，她還不太懂事，她就問我：“媽媽，人有兩條生命沒有，爸爸死了一回還能活過來嗎?還能有一條生命嗎?”當時境況非常悽慘。
每天我們在家裏都是等著悲鴻回來吃飯，突然沒有悲鴻了，我都不知道生活該怎麼過。悲鴻在法國時就認識周恩來，周總理對悲鴻最關心，他看我那麼痛苦，就勸我：“你是不是到外面去旅行下，暫時忘記悲痛，以後再回來。”我説：“不行，我不能把兩個孩子放在家裏沒人照顧。”悲鴻死了以後眼睛還是睜著的，中國人常講最悲慘的是死不瞑目。悲鴻為什麼會死不瞑目，我想是因為他放不下兩個幼小的孩子，也放心不下他的美術事業。從我在悲鴻身邊工作開始，就知道他對國家和人民懷有強烈的責任感，以復興中國美術為己任。在任何困難面前，他一直以頑強的意志和毅力，堅持自己的思想和主張，追求自己的遠大理想。他的突然去世，與幾十年來不知疲倦的操勞很有關係。
所以，我想在照顧好孩子的同時，也應該為悲鴻以及他的美術事業做點什麼。於是我跟周總理説：“沒有了悲鴻，家裏就像空了，我也不想到外面去旅行，我想到北京大學去讀書，因為我跟悲鴻結婚的時候我是想進大學的，現在悲鴻死了，我還想回到大學去讀書。”周總理也很贊成，他親自寫信給北京大學的校長，推薦我到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讀書。我打電話給老家的父親，讓他找了一個保姆給我照看孩子，我就進北大去讀書了。
當時在北大讀書很不容易，上課的時候老想著悲鴻死的事，一邊上課一邊流淚，也掛念兩個小孩，所以上了兩天我感覺還是不行，我要回家跟兒女在一起。當時北大的女同學都勸我不要回去，説你回去還是要痛苦的，你在集體生活裏面會忘掉很多。我很感謝她們，是她們把我留下來的。那時禮拜六上完最後一節課午飯也不吃我就往家裏跑，因為一個禮拜沒有看到兒女了，非常想他們，他們也想媽媽。
徐悲鴻遺産全部捐給國家 唯一住宅捐做了紀念館
李樹森：1953年徐悲鴻先生去世後，您將其遺作一千二百幅，及先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和近代著名書畫一千余幅，還有圖書、圖片、碑拓、美術資料等萬餘件全部捐贈給了國家。那年您才三十歲，剛剛而立之年就有如此偉大的心胸，實在難得，您能講講當時的情況嗎?
廖靜文：當時我要去北大讀書，我想悲鴻所有畫作、所有珍貴收藏，還有他那些畫冊資料，交給國家是最好的保存方式。所以我把家裏的鑰匙送到文化部去，交給文化部沈雁冰部長，請他們到家裏去把悲鴻所有的畫和所有的收藏都清點出來，所有的書也清點出來，都交給國家保存。周總理説：“既然東西都交給國家，那就拿過去造紀念館吧。”當時才剛解放，國家經濟比較困難，沒有錢蓋紀念館，我就把唯一的住宅也捐給國家，做了紀念館。周總理還親筆寫了“悲鴻故居”四個字。
這個故居是個大院子，有二十多間房子。此前，悲鴻考慮到他的年紀比我大很多，若他比我死的早，我也能有個好的房子住，所以用我的名字買了這個大房子。捐的時候我把房契也交給國家了。
創新的教學體系嚴格的治學精神
李樹森：一代藝術大師徐悲鴻先生具有獨特的藝術思想，他對中國美術以及中國近代美術教育體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是中國現代美術事業的奠基者。對徐先生的治學精神和貢獻，您怎麼看?
廖靜文：我不僅愛徐悲鴻，也是他的崇拜者。我同他一起生活，對他最了解，他擔任北平藝專校長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擴大校區、擴充教學規模。原來學校只有中國畫係、西畫係等，悲鴻添加了圖案美術系、實用美術系、陶瓷科、雕塑係等。
悲鴻去找了當時的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説明瞭自己的想法，李宗仁就把協和醫院對面的日本小學學校批給了北平藝專，那個校園很大，還有兩層樓的教室。
但當時那學校裏面還住了很多國民黨部隊，部隊不搬走李宗仁也沒辦法。悲鴻就親自去找部隊的司令員，還給他們各級當官的送了好幾十張畫，部隊才搬走了。這樣，北平藝專終於有了一個能容納下更多師生的校園。
他主持中央美術學院以後，按他自己的構想建立了教學體系。徐悲鴻的教學體系首先要求重視素描。素描是基本功，他認為學哪一樣都要把基本功學好才能有成就，所以不管你進哪一個係都要先畫兩年素描，素描畫好了才能畫油畫、國畫。
素描不但要求能對著人體畫，還要能默寫出來。很多學生不願下苦工，但是徐悲鴻堅持推行他的教育方法。有時在提前沒有通知的情況下，把學生都叫到禮堂去，叫他們默寫。他的教學體系就是要求學生真正地掌握寫生技巧，不但默寫人的肖像，還要求學解剖學，默寫馬的解剖，悲鴻説你熟悉了馬的解剖就大體上熟悉了其他動物的解剖。
悲鴻作品的魅力我很欽佩，但是我更尊敬他嚴格的治學精神。悲鴻對教學很認真，一絲不茍，絕不徇私舞弊。他的目的就是要培養出真正的美術人才，為國家美術事業做出最大貢獻。他曾冒著生命危險堅持自己的主張，堅持聘請真正有藝術成就的畫家任教;曾頂著巨大壓力堅決解聘不合格的教授;還勸退過不適合學美術的學生。
他認為每個老師都要對學生負責任。當時有一個畫得不好的學生並不是不用功，悲鴻覺得他在藝術上沒有才華，就勸他轉學。那個學生的父親非常有名，是梁漱溟先生。悲鴻親自給梁漱溟寫信，説你的兒子不適合學美術，希望你讓他轉學學別的，也許那樣他會有成就。我當時還勸悲鴻：“你管那麼多幹嘛，你寫這個信人家家長看了會難過，人家已經入學了，你就不要再管了。”悲鴻説：“我是對他負責，所以才會給他父親寫信。”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悲鴻的品格和治學的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