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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藝術創作和藝術觀念多元、多樣的態勢下，各種藝術思想活躍，標準莫衷一是，市場的介入更使問題複雜化。只有弄清中國畫評判體系，才能幫助畫家們對中國畫創作方向有個更好的把握。在此節錄馬鴻增先生《文化之光當代中國畫評判體系的思考》一文，以作探討。
中國畫是最能代表中國藝術民族特質的畫種。在當代藝術創作和藝術觀念多元、多樣的態勢下，構建當代中國畫評判體系是一件相當困難但又必須要做的事。對此，我有三點思考。
第一點，藝術的評判標準是有時代性的。
歷史上中國畫評判標準有過幾次調整，其動因在於順應時代要求和繪畫發展狀態。魏晉南北朝時期，謝赫首先用“六法”作為品評標準，即：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摹寫，涉及精神氣質風韻、筆法、造型、設色、章法、傳承。謝赫將畫家分為六個品級。這是中國繪畫由粗轉精，以人物畫為主、山水花鳥開始獨立期而産生的標準。
六法中未涉及墨法，直到盛唐水墨畫興起才進入品評標準。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提出：“運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他將畫家分為五等：自然、神、妙、精、謹細。自然，就是“跡簡意淡而雅正”、“物我兩忘”。從他開始更強調書畫同源同法，“工畫者多善書”。還有人將畫家分為“逸、神、妙、能”四品。北宋黃休復解釋逸品時，強調筆簡形具，得之自然，不可模倣，出於意表。神品是天資特高，形神兼備，立意新穎，自成一家。妙品是筆精墨妙，不知所然。能品是形象生動。後來經過蘇軾、米芾、倪瓚、董其昌等人的發揮，進一步確立了逸品的至上地位。以文人畫為代表的寫意觀，從此成為主要審美標準。
進入20世紀，由於社會轉型和西方文化傳入，又一次引發了中國畫評判標準的變化。傳統發揚型和中西融合型兩大形態並存。改革開放以來，形態更趨多元、多樣。成績多，問題也不少。各種藝術思想活躍，標準莫衷一是，市場的介入更使問題複雜化。
第二點，構建當代中國畫評判體系，應站在文化體系的高度。
一要充分認識中國畫傳統的豐富性和體系性，樹立“大傳統”觀念，以推動中國畫創作的傳承與拓展。20世紀80年代之前對文人畫的簡單否定是錯誤的，但現在也不能把眼光只限于文人畫，甚至也不能限于卷軸畫。文人寫意畫是傳統中極富特色品格的一個分系統，但不是全部。古代院體畫、畫工畫、文人畫三支系中，都有精品。《清明上河圖》、《韓熙載夜宴圖》、敦煌壁畫、永樂宮壁畫等，不值得繼承嗎?文人畫的理念主要適用於山水畫、花鳥畫和一部分人物畫，如果用這種理念來套全部人物畫，特別是現當代面向現實人生的人物畫，就會導致簡單否定20世紀人物畫新傳統的多方面成就，也會引起創作思想的混亂。“大傳統”實際上涉及對整個中國文化傳統精神的深入研究和探討，也包括對其他藝術門類的吸收和借鑒。
二是應立足於中國文化辯證思維特質，研究中國畫審美體系的系統性、和諧性。現在普遍認同寫意精神是靈魂，筆墨是根本，這當然對，但還缺少體系性的思辨。我認為中國畫的核心體系是“寫畫”美學體系，“寫”的本意是深屋中的鳥，由此引申出移置、仿傚、描摹、宣泄、傾吐等轉化義。從春秋戰國到宋元，“寫畫”體系逐步完善為傳寫性、寫意性、書寫性三大要素。傳寫性(寫神、寫真、寫生等)是對表現客體的審美要求，其精義在於很早就突破“寫形”而直接進入深層次的“寫神”，即寫出客體的精神氣質和內在生命力。寫意性(寫意、寫氣、寫心、寫情、寫境等)是對表現主體的審美要求，內涵極為豐富，涉及立意、意象、意境、意趣、意氣、詩意諸方面。意是情與理的結合，涉及畫家人格、品性、人文素養、充沛的創作激情與沉靜的創作心態等。書寫性(書畫用筆同法、筆墨神韻等)是對本體語言的審美要求，世界上只有中國畫與書法同源同法，用筆的韻律、節奏、力度、速度等決定著中國畫的民族形式高度。這三大要素共處於一體，相互作用而又相互制約，任何一方都不能孤立存在，也不能缺失，因而不致走向任何極端。三大要素結構方式因人而異，不會單調劃一。當代中國畫創作常因背離這一體系而有所欠缺。如：過度追求傳寫的逼真，太多製作性，喪失了寫意精神;片面誇大寫意性，鄙視形神論為“小兒科”，變形醜陋庸俗;不講求筆墨品質，缺乏書寫性功力等。
第三點，精神含量和筆墨語言兩大要素是中國畫共同的評判標準和價值體系。
精神含量中最重要的是人文精神和生命體現。以人為本、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儒家、道家的人文意識各有特色。20世紀吸納西學，漸成“為人生而藝術”、“為藝術而藝術”兩股思潮，一個側重時代共性，一個側重藝術個性。兩者都産生過關注現實人生並追問人類終極命運的大師大家。人物畫家如徐悲鴻、蔣兆和、黃胄，山水花鳥畫家如齊白石、黃賓虹、潘天壽、林風眠、劉海粟、傅抱石、李可染、石魯。當今畫壇狹隘的”小我”氾濫，精神性萎縮，迎合國內國外市場而産生”三俗”(甜俗、惡俗、粗俗)、“三偽”(偽典雅、偽清高、偽深沉)，種種狀態，中國畫品質難以提升，更難産生代表時代的精品力作。(節選自《國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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