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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梁作品《單位》
亨特作品《鴉片債務》
黃銳作品《易經》
“廣州·現場”國際行為藝術節在小洲村開幕
駐足開眼界的村民，好奇圍觀的藝術考生，長槍短炮侍候著的媒體，還有在現場忙不開交的中外藝術家們……11月30日，第二屆“廣州·現場”國際行為藝術節在小洲村正式拉開帷幕，來自18個國家的30位當代藝術家將在未來的一週裏，上演以各自身體為載體的先鋒且富有詩意的現場行為。
“以往人們對於藝術的印象多是高不可攀的，而在這裡，在這些不可再生的行為藝術發生的現場，所呈現出來的藝術則是一個親民的姿態。”該藝術節創始人、當代著名行為藝術策展人喬納斯·斯坦普告訴記者，從美術館移師至小洲村，是相比去年最大的一個轉變，真正做到了讓行為藝術與公眾進行零距離的接觸和交流。
“現場”的體驗
小洲村是行為藝術的最好舞臺
一直以來，在各色各樣藝術展覽的開幕現場，最不緊缺的就是那一張張熟悉的面孔。當這個高規格的國際行為藝術節在去年首次登陸廣州時，記者在現場看到的幾乎是清一色“圈中人”，然而移師小洲村，終於上演了一回藝術與生活、藝術家與公眾的狂歡派對。
開幕當天，儘管小洲村因市政工程而全線停電，但絲毫沒有影響藝術節熱火朝天的現場氣氛。中國藝術家杜梁和英國藝術家亨特各自的作品《單元》、《鴉片債務》在禮堂外的空地才一上演，早早就駐足圍觀的村民們及大批藝術考生，也不甘人後，一些膽大的更是在藝術家的引導下進入了角色，紛紛“闖進”作品裏頭互動起來。隨著越來越多藝術家的作品相繼上演，就連起初在邊上緊張兮兮“盯梢”著那些聯防治安員，也忍不住上前湊起熱鬧來。
“我非常喜歡這裡!與大多數出現在廢舊工業區內的藝術區不一樣，小洲村有著兩種‘村民’，更重要的是原住民與藝術家相互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這樣原生態的藝術聚落遠比其他冷冰冰的藝術區更有意思。”此前在村裏考察生活已將近有一年時間的喬納斯·斯坦普，坦言小洲村稱得上是行為藝術的最好舞臺。
“尺度”的詮釋
丈量是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源起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歐洲的行為藝術，從一開始就沒能與爭議劃清干系，而“尺度”一詞則是人們所關注的焦點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本屆行為藝術節的主題恰恰就是“人類的尺度”。“事實上，這個‘尺度’所丈量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對此，喬納斯·斯坦普指出，行為藝術通常將自己與其見證者置於同一物理層面，讓實現作品的藝術家與觀眾之間沒有分隔。“基本上，‘人類的尺度’就是産生共鳴的可能性。那些親身體驗一個行為藝術作品的人們獲得了與藝術作品産生共鳴的機會，因為作為創作者的藝術家，而且就在他們面前，跟他們在同一層面並貼近他們。”
接下來，來自中外18個國家的瑪麗蓮·阿瑟姆、朱利安·布蘭恩和黃銳等30位知名當代藝術家，除了在小洲村禮堂及戶外空間相繼帶來數十場行為藝術，還將在大學城廣州美術學院進行多個學術講座，讓公眾有機會從不同的角度與藝術進行“對話”。
人物
黃銳：行為藝術應是能與公眾直接交流的活躍方式
黃銳，被廣泛認為是中國當代藝術運動的創始人之一，他也是“星星畫會”等多個前衛藝術團體及北京798藝術空間的發起人。黃銳的創作通過諷刺現實與歷史，涉足攝影、版畫、裝置藝術和行為藝術等不同領域，反映出藝術家對社會參與的高度關注。
記者：如此高規格的行為藝術節在國內並不多見，你覺得行為藝術在今天中國是一個怎樣的現狀?
黃銳：那是一個不倫不類、不死不活的狀態。首先，社會存在著很多不尊重乃至破壞藝術創造的現象，導致行為藝術逃離不了被邊緣化的宿命;其次，行為藝術作品良莠不齊，當前有很多在做行為藝術的藝術家，為了功利而把這一現代藝術形態變成了吸引眼球的手段。
記者：你個人對行為藝術又有著怎樣的一個衡量標準?
黃銳：我從不宣稱自己是一個行為藝術家。我做行為藝術，更多是把它當作藝術創造的一個語言、一種載體，同樣它還可以延伸變成裝置、錄影等其他形式存在。如果非要給之一個衡量標準，那麼好的行為藝術，就應該是把藝術家對歷史環境和當下問題的一種思考，變成紀實性的、能夠與公眾直接交流的活躍方式。
記者：在這次的對話中，你覺得中外行為藝術家之間有著怎樣的差距?
黃銳：今天早已進入了全球資訊化的時代，大家並不存在著太大的區別。只能説因為歐美的藝術環境、交流的平臺與機會都非常豐富，像這次參展的很多外國藝術家就曾參與過很多行為藝術節的策劃工作，而國內藝術家則很缺乏這樣的經驗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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