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8月，已搬家兩次的觀復博物館再次遭遇擇址難題。從二環內的琉璃廠到如今的東北五環外，觀復博物館離城市中心越來越遠，但展區面積擴增至4000平方米，藏品逾數千件，且隨著馬未都在百家講壇的聲譽日隆，參觀者也越來越多。始於2009年下半年的拆遷讓觀復博物館成了“孤島”，有人把觀復稱為“釘子戶”。馬未都説“我們可不是釘子戶，從來沒想著和政府對著幹。”
不把觀復博物館捐給國家
觀復博物館面臨拆遷一事，一經媒體報道就引起了廣泛關注。馬未都説，他不是賴著要拆遷款不走，而是希望和政府協商，為觀復尋找一處交通、環境都不錯的新址。
都説盛世玩收藏，馬未都收藏文物的歷史從還不是“盛世”的上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了。若干年下來，蔚為大觀，於是成立了中國第一傢俬立博物館——— 觀復博物館。博物館1996年10月獲批成立，1997年元旦在琉璃廠開館，到2008年，也就是開業後的第11年，首次實現收支平衡。據稱，在全國300多傢俬立博物館中，觀復博物館是唯一不依靠財政撥款實現自盈的。
2010年6月9日，馬未都正式宣佈創建觀復文化基金會，把他幾十年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給觀復博物館，由基金會理事會統一管理。馬未都稱，觀復基金會是一個盈利不分配的機構，盈利多少錢都要用在博物館上，在管理上將借鑒古根海姆基金會、蓋蒂基金會、大維德基金會等國外同類藝術基金會的管理模式。他希望在退休後，靠制度運營，由理事會負責博物館生存問題。
在回答“為什麼沒選擇把觀復博物館捐給國家”時，馬未都説，“我更希望通過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能夠保持它和公立博物館有不同的民辦性、私立性，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把它捐給國家就等於讓這個私立博物館又退回公有制了，辦私立博物館這件事我等於沒做成”。
在馬未都看來，基金會批下來了，交給社會的第一步就完成了。基金會首批接受捐款超過1000萬元，均來自個人捐款，這些款項將用於博物館建設，資助文物研究與保護項目，目前的首要任務是觀復博物館的新館建設。
據介紹，目前觀復博物館每年的基本運營費用在七八百萬元，收入則主要來自三大塊：門票約佔運營費用的三分之一;此外，觀復博物館常年為民眾提供多種服務，如講座、文物鑒定、場地出租、會員年費等，這些創收佔博物館收入的大頭;第三塊則是博物館商店，和館藏藝術品相關的文化創意産品以及品牌輸出。觀復博物館現在還有杭州館、廈門館，很快要在哈爾濱開一家分館，該分館為哈爾濱地方政府全資擁有，但會向觀復博物館支付一定的品牌使用費。
“什麼都不是”的身份困惑
在引入基金會上，馬未都是第一個“吃螃蟹”的民營博物館館長。事實上，由於馬未都自身的公眾知名度，觀復博物館的運營狀況實屬民營博物館中的翹楚，更多的民營博物館是處在自負盈虧、自生自滅的“野生”狀態中。
目前中國有2900多家博物館，據2009年度的統計，中國國內經過各地政府主管部門登記註冊的民辦博物館已達328個，分佈于除廣西、西藏、新疆以外的28個省份，佔全國博物館數量的近11%。生存難是大多數民辦博物館面臨的難題。缺少國家支援，文物和藏品的保管維護、人員工資、日常開銷等費用高昂，又缺乏企業或社會的支援，沒有固定收入、資金缺口大，從而難以為繼。
2010年11月18日、19日，國家文物局首次舉辦的“全國民辦博物館發展成都論壇”上，來自全國各省區市的50家民辦博物館的館長吐露民營博物館維繫艱難的心聲。不過在馬未都看來，經濟上的困難都是很容易想見的，抑制民辦博物館發展的根本問題和瓶頸是法規和制度的不健全。“民辦非企業”——— 這是一個被他認為既概念含混，又帶著歧視意味的身份。
“民辦博物館不是企業，這我知道，可是你得告訴我民辦博物館是什麼。就好比你發我一本護照，你得告訴人家我是哪國人，不能寫‘不是日本人’。”馬未都説。
馬未都認為，身份問題給民辦博物館的生存造成了諸多困難，“它不是企業，因此沒法經營，而民辦博物館的生存是需要經營的。”為了生存，博物館只能另外成立公司來搞經營，可是多一個機構就會多很多支出。另一方面的問題是，“民辦非企業”這樣一個身份讓民辦博物館在對外交流時往往無法與對方銜接。
“全國民辦博物館發展成都論壇”的一個重要成果，是100多位與會代表表決通過了《關於規範和促進全國民辦博物館發展的成都倡議》，這是全國第一個關於民辦博物館發展的倡議書。倡議書第一條內容即是：明晰民辦博物館公益性文化服務機構屬性。這一屬性如獲確立，將會刷新長期以來公私對峙兩不立的觀念，而民營博物館在如何將個人資源有效社會化的實踐上，也將有可期待的探索。
政策輸血的尷尬與對立
在2010年全國兩會上，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建議加快出臺《博物館條例》，完善博物館管理基本制度體系，明確民辦博物館與公立博物館同等的法律地位。2010年年初，國家文物局和民政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文化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七部委共同擬定了《關於促進民辦博物館發展的意見》。《意見》提出了很多政策上可為的空間，業內人士介紹，就稅法政策而言，在西方很多國家，基金會是博物館運營的重要支援，企業願意把錢投到博物館，因為捐助文化事業是可以免稅的。在中國，雖然也有針對此項捐款的免稅政策，但是還不完善。
但政策輸血是否可以使民營博物館真的成為公立博物館之外公共文化資源的重要一翼?也還有不同的聲音。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認為，國家要不要扶持民營博物館的一個前提是，現在沒有一個嚴格的規範和標準來認定民營博物館。“現在文物市場很亂，很多文物收藏的來源不清晰，一些民營博物館表面上是‘公益性’，私底下又存在倒買倒賣的現象。所以我一直認為，民營博物館的收藏也有壞處，缺乏規範和監管。”
南京博物院前院長、江寧織造府博物館館長徐湖平則對民營博物館的前景暫時“還沒有新的期待”，“我在文物系統工作了快40年了，我很了解它，我只能説‘聽其言，觀其行’”。馬未都在12月13日接受《北京晚報》採訪時説，“走了十五年，現在看到這個行業發展的曙光，也對這個行業提出了要求，要求它具有自律性，不能利用它謀求私利。我們特別希望國家能儘早出臺《博物館法》，確立博物館的法律地位，也加強這方面的管理。”
從1905年光緒末年，南通人張謇開辦了第一家博物館———南通博物院以來，中國的博物館事業走過了一個多世紀的歷程，民營博物館究竟能走到怎樣的未來，還有待各方力量更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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