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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家地：這是我第一次把工作和生活分開，租一間生活的，租一間純粹畫畫的。
我剛來北京的時候，工作室就是花家地西裏116號樓506室一間，本來應該住和工作都在一起，後來我一看太小，大概只有60平米，要畫畫又要生活的話，肯定不夠。後來又租了一間，這是我第一次把工作和生活分開，租一間生活的，租一間純粹畫畫的，好多代表作都是在那小房間裏面畫出來的。包括上一次尤倫斯拍賣的那張三米大的畫也是在那個房間裏面畫出來的，很困難，畫完了要挪開，又要把其他的放進去，很麻煩。但是狀態不一樣，小工作室思路比較集中。後來就越來越大，畫的畫也越來越大，就不想畫小的了。
其實空間的大小，取決於作品的大小。我在花家地那會兒，畫不太大，兩米的一年也就畫幾張，大多數還是畫一米三、一米五、一米，五十平米的工作室就夠了。而且我喜歡工作室有很多東西，感覺很有自己的氛圍。但是後來展覽要求的作品越來越大，空間慢慢越來越不夠，才到費家村去找房。找到那個房的時候，我心目中的面積應當是200平米，但它是一溜廠房，我們當時四個人分。怎麼辦呢?它那個太大了，有900多平米，他們又要不了。像楊千當時人還沒回來，就打電話讓我幫他租，我説你大概要多大?他説反正不超過一百吧。曾浩跟俸正傑和我，我們三個人在那決定。我就問他們倆，你們要多大?他們也是不超過兩百。這樣算下來，我就太大了。後來協商了半天，我説你們大家可以增加一點，我可以少一點。我説你們分完了以後，剩多少給我就行了。後來楊千要了一百六還是一百八，然後曾浩跟俸正傑兩個人議定二百四，剩下到我這剛好三百，我第一次有了三百平米的工作室。進去一看，不知道怎麼辦了，空空蕩蕩的，趕快去做畫框，全做大畫框，把房間先堆起來再説。這一弄就下不來了。
等到我搬到酒廠的時候，酒廠總面積也是300，但是畫畫的地方只有200多一點，就覺得太小，不夠，施展不開。到後來，人也多了，肯定就不夠了。所以，才又到這(何各莊)來找。我想一次到位算了，結果比我原來設想的大了一倍。
東西越來越多，畫越來越大。也可能以後(人)慢慢的年齡到了，畫不動了，再又回到家裏畫小畫了。
圈子：從美術圈，到搞設計的，媒體的，搞音樂的，搞電影的，都是那兩年認識的。
到了北京我就覺得有一種挑戰，當時我已經41歲了，一個人從頭開始，我想看看有沒有可能。有人勸我乾脆去通縣，大家都在一起。當時北京的藝術家基本都在通縣，城裏邊都沒人，但我當時特別想遠離一下人群，想安靜。
住下來以後，過了幾個月，小波也搬過來，馬六明他們也搬過來，宋永紅也搬過來，邱志傑也搬過來，後來俸正傑也搬過來，任小林也搬過來，曾浩最後一個搬過來。當時就形成了一個小圈子。那時候在北京我們可能是第一撥在城裏邊租房做工作室，而且大家房都一樣，來一個人看畫很方便，到一層樓，幾個人的都看完了，他願意買誰的，是他的事。當時我們很團結，只要來一個人，肯定陪著每個工作室都走到，完了以後，誰賣了畫，誰請客，很簡單，過集體的生活。後來，慢慢就開始人越來越多，有的我就不認識了。
剛到北京的那兩年，我自己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那兩年最像藝術家，沒有壓力，沒人催你，也沒有什麼定單，沒有那麼多展覽，畫畫的數量也特別少。
那會兒相對機會少，來一個機會大家都還是很興奮，來一個什麼重要的人，大家也很興奮。不像後來，要躲。有些人要選，這個人我不想見，那個人我不想見。我記得那時任何人只要他想買畫，大家還是很高興的。我記得當時宋永紅著急，2000年的時候，他説今年要再不開壺，沒理由混了，我説你有那麼慘嗎?他説真的是兩年沒賣一張畫。我就説到年底你還沒有賣一張畫，我來買你一張，買張小的，表示你開壺了。他還特高興，説有你這句話我就高興。還沒到年底，後來就來了小波的畫廊老闆，那天晚上一下買了幾個人的畫!那天特高興，就喝多了。那會兒賣一張畫還有一種高興的感覺，很興奮，晚上大家要請客吃飯喝酒，還要説很長時間關於賣畫的事。那兩年特別好，那種感覺是很自然的畫畫，完了認識了好多人，在餐廳一會兒碰到誰，一會兒碰到誰，誰又介紹誰，我記得認識了很多人，後來名字也叫不上，後來也沒見到幾個。而且圈子越來越大，從美術圈到搞設計的、媒體的、搞音樂的、搞電影的，都是那兩年認識的，喝了好多酒，好像有一種從監獄裏邊放出來，要好好享受一下自由生活的感覺。
清理：大家好象有一種等待，等待什麼要開始發生。
2000—2002年我覺得是我藝術上的停頓期，從思想到藝術都處於一種停頓狀態。我在想可能也需要一個新的體驗的時期，體驗到一定的時候，重新再來想。我從03年真正開始把過去的一些經驗，包括讀過的書，進行清理，重新做一個工作，慢慢對自己的東西開始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感覺，而且這個感覺不是早期那樣的抽象的，而是很具體的，很深入的，比較豐富、有厚度，03到05年，慢慢這個感覺就出來了。99—02年，基本上處於一個享受自由生活的時期。有時候也拒絕一些想法，可能想得更多的是另外的東西。市場慢慢起來以後，你也開始接觸市場，也會去想藝術跟市場的關係是什麼。但是很難想得很深入，04年以後，大家才真的面對市場，你才開始覺得對自己必須要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判斷，在這個市場大潮裏面，你是什麼樣的人，你應該做些什麼，你應該從什麼角度去切入這個時代的改變。過去，
我基本還是比較自然的、天然的狀態，喜歡畫就去畫，有一個觀念出來以後，就圍繞這個觀念去完成，有一種習慣性的工作方式，也不願意去尋找冒險的東西，沒有這種願望。
我記得01年、02年，那會兒北京的藝術圈可能是最容易出事的時候，出了好多搞觀念藝術的人，包括孫原、彭禹。那會兒做的展覽也特別的火爆。展覽也不多，但每個展覽只要一齣來，肯定是很火爆的一些東西，大家好像有一種等待，等待什麼要開始發生。對過去的美術界定也不是很明確，我記得當時跟廣義在一起聊天，也談到美術界很多角色問題的混沌。我們02年做了一個展覽，老方、廣義、我三個人。工作那麼多年了，好像很多問題還是模模糊糊的，不清楚，乾脆我們三個做一個展覽，對自己算一個清理，對社會也算是一個交代，有了那個展覽做基礎以後，一下自己有些感覺就出來了。所以那個展覽對我來講很重要。
福地：我每一次的轉型都跟昆明有關係，我發現很奇怪。
昆明是我的一個福地，我每一次的轉型都跟昆明有關係。我發現很奇怪，不是我刻意，而是剛好回去那段時間可能什麼也不幹了，但是心裏面就會去想，會琢磨一些事，會體會一些東西，慢慢有些東西就會出來。像我畫的風景，第一張就是在昆明畫的，《大家庭》的第一張也是在昆明畫的。《手記》的第一個感覺找到，也是在昆明。《失憶與記憶》不是在昆明，但是跟在昆明有關係。然後到圖片作品，05年寫的第一張圖片在昆明。突然一下子那天下午，找到感覺了。我覺得昆明是我的福地，很神的，所以要感謝昆明。
其實我在昆明生活的時間不長，我在四川的生活是最長的，很奇怪，而且昆明那個地方，我現在認識的人越來越少，環境我越來越不喜歡，城市被糟蹋得已經完全不行了。我決定要畫《大家庭》是在昆明跟朋友一起玩，喝酒，突然有一天有感覺了，我就跟毛旭輝講，你能不能把你的畫室借我一下，他説沒問題，就把鑰匙給我。然後我到他那去，弄了小畫框，第一天去，待了一天什麼也沒幹。然後我發現我寫給他的信，就把那些信整理了一下。三天以後，感覺開始出來了，就在那畫畫。我也沒跟他們講，包括後來拍賣成績很好的那幾張，葉帥的頭，大毛的頭……我在那畫了大概有五張畫，都是在他那兒找的感覺。有時我們還一起吃飯呢，他們去踢球，我還當啦啦隊什麼的，在一起玩。其他時間我就縮在大毛的小畫室(大概有十五平米)裏畫畫。一個月以後，我要走之前，把毛旭輝的房子打掃了一遍，把畫卷好了，出門的時候給他留了一個留言條，説謝謝你提供了這個畫室，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自我感覺我在那找到了非常重要的東西，對我來講我覺得有一種新文化要誕生的感覺。留了這個條，我就走了。後來，我跟大毛講這段經歷，大毛聽了説，早知道我留一張你的畫，你也不會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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