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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剛工作室
80年代——中魔
家庭：其實我的好多畫都是在他們眼皮子底下畫出來的
我十八歲獨立以後，好像跟家庭的關係就不是精神交流的關係，就是血緣的關係，正常血緣關係的一种家庭氛圍。
我和家裏面的人從來不談藝術。因為我考美院，家裏的人首先覺得很奇怪，然後他們對藝術沒有什麼感覺，也沒有任何這方面的知識，也沒太多興趣。所以，也就養成了我和家裏面的人從來不談我在想什麼，我喜歡什麼，我在讀什麼書，我在畫什麼，很長時間他們都不了解。他們可能有時候也想了解我，但也不知道從何談起。所以久而久之，我也不會自己去跟他們講，我喜歡什麼什麼，像個瘋子一樣去講——不會。回到家裏邊，談的都是跟家有關的事，或者在家裏面聽他們談。
我在家裏畫，我爸我媽有時候也看一眼，也不説什麼就走。原來他們還不太願意，因為會弄臟、弄亂。後來希望我留在家裏面，就專門給我騰一個房間，叫我在家畫。我自己認為是我的代表作之一的那套《一週手記》，就是在我父母家畫的。那段時間不想見人，天天待在家裏面畫畫，也很安靜。我媽有時候過來看一眼，然後就放心地回到他們房間裏面去。我們家院子11點就關大門了，出去了就回不來。所以乾脆在家慢慢畫，畫了好多東西。其實我的好多畫都是在他們眼皮子底下畫出來的，他們知道，但也不會問：你畫的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好象沒有願望希望他們理解我。年輕一點的時候，可能會談兩句，感覺他們也不太懂，也沒興趣，然後就算了。反正在一起吃吃飯，聊聊天，完了該幹嘛幹嘛。我覺得這樣挺好，很單純。我覺得我已經習慣了，這就是我的生活，上完課，回到家就自己畫畫，畫我想畫的東西，完了就靠朋友之間互相鼓勵，所以，那會兒就寫信寫得多。寫信也是互相鼓勵的一個東西。像我和毛旭輝通信都是談的這種感覺性的東西比較多，談的過程中間自然就會有一些啟發，會有一些想像，也會有一種精神上互相的一種支撐。對藝術的判斷，對文化的把握，那會兒主要是靠讀書來把握這個東西。生活中很難有人來跟你講，你應該怎麼畫，老師也不可能來指點你，前輩來看你的畫都沉默，不説話，你很尷尬的，何必呢，還不如自己畫畫。朋友之間(範圍很小)，互相有一種支撐就可以了。偶爾有時候可能會從外地來一些人，看了以後覺得你畫得不錯，聽到幾句表揚，心裏面就很高興。然後雜誌上發表兩次，你就覺得很有成就感，就很知足了。到後來，慢慢的參加展覽多了，發表的多了，一種信心就建立起來了。到後來，跟畫廊發生關係了，畫廊選擇你以後，開始在外面做展覽，聽到一些反映，大家説你不錯，你可能會越來越自信。
旅行：我印象太深了，他們對死亡的態度太不一樣了。
我去過漢族人很少去的彝族人聚居地。有些地方是當地人帶我去的，比如我曾去過一個地方，得從縣城爬山才能到，我們下午五點鐘開始爬，爬到那裏是晚上十點了。一進去嚇我一跳，整個村都在山坡上，沒有一塊平地。有一個大房間，房間裏邊和外面是沒有什麼區別的，都是泥。一進去那全是人，全坐在地上喝酒。他們把我安排到老人(專用)的那間，那裏(桌上)肉多一點。坐下後，有人端來很大一盆肉，然後大家開始喝酒。他們説什麼我也聽不懂，就是不斷的喝，喝一個通宵。喝著喝著我實在不行了，太睏了，我就問幹部睡覺怎麼辦?他説你要睡覺呀?他手一指，我看那邊有一堆孩子，然後他把那堆孩子叫起來，我一看有一張床，我和另外那個幹部就睡那個床，也沒被子，就算是最高的待遇。但一晚上沒法睡，臭死了。第二天早上起來一看，原來我的頭旁邊有一大堆牛腸，臭死了。房子門口已經挂了一個血淋淋的牛頭，然後死去的人的屍體也在那個房間裏邊，我還畫了速寫，那個速寫到現在還有保留。他們有很多儀式，那天晚上喝酒，喝到差不多親人開始排著隊去吻那個屍體，唱著歌，走一圈，可惜我沒有照相機，要不可以拍很多東西。完了第二天運走，還有很多需要跨的門檻，要放槍，一直把他送到村口，女的不能去，只能是男的去。我(相當於)是幹部，就可以跟著一直走，走到山上，有人把柴火什麼都堆好了，然後把屍體放上去火化。記得當時負責火化的老頭把火點上後輕鬆地對我説：“走，可以喝酒了!”
我看到喪葬的整個過程，屍體停了七天了，當時是那邊的雨季，溫度就二十度左右，因為在山裏，不熱，天天下雨。我印象太深了，他們對死亡的態度太不一樣了。
白彝黑彝，太酷了，長得太好看了。一到那些縣城裏邊，整個環境氣氛就變了，整個色調都是灰顏色，而他們黑乎乎的像烏鴉一樣的，穿的衣服他們叫茶爾瓦，類似一種氈子披在身上。他們坐在地上，露一個頭，遠看就像一個黑黑的大鳥，有兩個白點，是眼睛。頭上也裹著好多黑的布，有的有，有的沒有。然後大的、小的、男的、女的都是這樣，特別像動物，你走在街上看，感覺很恐怖，一棵樹都沒有。村裏面全部是灰調子，以及一個一個黑色的身體，很壯觀。(他們保持)最原始的一種狀態，就是喜歡喝酒，什麼也不幹，我的酒量就是從那時練出來的。
掙扎：只要你看他留著長頭髮，穿著牛仔褲，肯定是同類。
八十年代，有的人都忘了名字了，但只要互相都能識別對方(就行)。我在昆明的時候，有人説他是搞藝術的，也想來交朋友，只要你看他留著長頭髮，穿著牛仔褲，肯定是同類。你要看他乾乾淨淨的，開口就説我在美協參加什麼什麼展，基本上不是同類，一般不會跟他交往。
那個時候當代藝術都是在掙扎，都是不同的方式去掙扎。
其實大家還是渴望成功，所以當時才會看重使館之類的非專業渠道。現在好多人罵那個，但你不想想當時那個特殊的歷史環境下面，像使館文化參贊、文化專員，包括一些藝術愛好者，他們來關心當代藝術、買一些當代藝術，雖然很便宜，但實際上對這幫搞當代藝術的人是很大的一個鼓舞。(讓)你覺得你的工作還是有意義的，你跟一個虛幻的國際是有關係的。
那什麼是專業的一個渠道?其實大家也不懂，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八十年代，能賣一張畫就覺得是天大的好事。我記得我第一次賣(畫)，是88年，有個日本的留學生，她很喜歡我的畫。在重慶，她來看。我後來想，她實際上是想幫助我，她看我生活太困難。她説我想買你兩張畫，我把所有作品給他看，讓她選。她猶豫了半天，不好意思。她也是一個年輕的留學生，也沒多少錢，願意花一百兌換券。兌換券當時只有老外才有，相當於人民幣差不多兩百塊錢，而且可以到黑市上去賣。我一聽，可以，她就買了一張，一百塊錢兌換券。後來她又想想，説：“我再買一張，但我沒兌換券了，我給你人民幣行不行?”我説很好，她又給我兩百人民幣，買了我兩張畫。我一下覺得我發財了，我有了四百塊錢，我用這些錢去成都結了婚。
我在四川碰到的買我的畫的人很少，而且我覺得他們都是想幫助我，都是一些老外，花一百美元買你一張畫，其實他也沒錢，但對我們來講，一百美元可以生活三個月。當時，美元(對人民幣的兌換率)我記得是1：7，我的工資才一百多兩百塊錢，兩個人用基本上到月底就沒錢，都要靠借錢。賣一張畫，基本上可以過三個月，一下子心裏很踏實。但是這種機會畢竟還是少。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後怕，當時怎麼喜歡這樣的東西，我也可以畫一些寫實的、鄉土的，參加展覽呀、賣畫什麼都有機會，偏偏就喜歡這種現代的東西，又不好賣，名聲又不好，跟所有人都關係弄不好。我覺得像中了魔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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