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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我跟他講人對自己的命運很好奇，所以用很多辦法去了解自己的命運。
我的第一個個展是89年的5月，大概二十幾號，辦了一個下午的展覽。原來是要辦十天吧，因為交錢是交了十天的，後來因其他原因沒辦法繼續了。(在此之前)在學校辦展覽，像我這樣的藝術家基本上是很困難。後來是什麼原因突然同意我辦展覽了，我也覺得很奇怪。因為當時好像學校也開始改革，學校美術館經常閒著，後來説老師可以辦展覽，但是要交一定的費用，而且展覽的所有內容都要審查，如果出了問題，由辦展覽的人自己負責。我當時畫的那些畫審查是沒有太多問題，除了有兩張畫。當時我們的院長特別不喜歡我，他老覺得我思想反動，對我特別不滿意。他説有兩張畫要特別問我一下：是不是跟意識形態有關係?我記得特別清楚。畫面表達的是一種自囚的狀態，我就跟他朝另外一個方向解釋，談生命哲學，宗教。他説你説的宗教是什麼宗教?我説藝術中的宗教是一個概念，不是具體的基督教、天主教，藝術談到的宗教是精神上的東西。我當時對神秘主義感興趣，畫了一個看手相的人，他也問，看手相是什麼意思?我跟他講人對自己的命運很好奇，所以用很多辦法去了解自己的命運。
那是第一次，也沒錢，是成都的一個朋友贊助，就很簡單的用了一個黑白的請柬。這個朋友説“張哥的展覽我要贊助”，就贊助了兩百塊錢，當時他是做生意的。那是我第一次展覽，專門寫了一個“謹以此展送給我的母親”。那個展覽對我很有意義，因為要做展覽，我每天畫畫，大概展出了有四十多件作品。還巧了，呂澎來拍錄影，還拍到了一小段，包括展覽的開幕。他當時要寫《1985—1989中國現代繪畫》，黑皮的(那本)，他和易丹一起合寫的。他拍了一小段我在家裏畫畫(的情景)。家裏條件有限，只有12平米，吃飯睡覺都在裏面。我畫畫的桌子是我的一個木箱，是從知青(那會兒就)帶過來的，裝著我的私人信件什麼的，上面放一塊玻璃，是我的桌子，也是茶几，也是畫畫的地方。我在那上面畫，所以只能畫(箱子)那麼大。後來很長時間我都不習慣立著畫，只習慣趴著畫。在畫布上畫時我覺得不好，因為線條不好把握，就是因為那會兒長時間沒條件這樣畫畫。
《手記》：有一個小説叫《死屋手記》，講西伯利亞囚犯的故事。
1989年以後，沒有展覽機會，也不可能辦展覽。有兩年的時間基本上大家都生活在一種沉默的狀態。像我們學校最明顯的就是89年以後，打麻將的人迅速增加，你走到任何角落都能聽得見麻將的聲音。原來學校老師還不好意思，只是週末打一打。後來就從白天打到晚上，我有個學生打麻將打了四年，一直打到吐血。那天開畢業總結會，我就跟他們一個一個談，這幾年我們在一起的印像是什麼。談到打麻將，本來他是很有才華的，但是這幾年的才華主要用在麻將上了。其實我是知道的，只是沒問。當時他説了一段很動情的話，感謝老師，反省自己麻將打得太多。
我也感謝那幾年，把人從一種比較興奮的狀態突然一下拉回到現實裏邊，對我個人來講，不是拉到一個火熱的現實裏邊，是拉到一個很安靜的現實裏面。也就是説，本來就是比較封閉的一個人，更像一個宅男(了)，基本上不出門。所以才會有《手記》這個系列，1991到92年，那兩年的狀態基本上和外界沒有太多的關係，寫信也寫得比較多。包括為什麼(作品)起名叫《手記》，我記得當時跟毛旭輝提到，因為我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有一個小説叫《死屋手記》，講西伯利亞囚犯的故事。我覺得這個名字特別好，所以我的這個系列也叫《手記》。但是(我的)《手記》的內容不是關於因為犯罪而被關起來的囚犯，是一個自囚的囚犯，這麼一個感覺。就是處於一種自囚狀態。
進京——挑戰
北京：帶了兩萬塊錢，帶了幾件換洗的衣服，提了一個包到北京。
二十年間我始終在北京和西南兩地來來回回。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我一直就非常嚮往首都北京，每年都要來北京一趟。昆明到北京太遠了，當時的火車還沒那麼快，我記得要坐三天三夜才能到北京。那樣的情況下，我每年還堅持來一次，采采氣，看看這麼大的首都，自己的心胸弄得開闊一點。後來到了四川以後，可能稍微近一點，慢慢的也認識一些在北京的藝術家，大家有時候就有機會聚在一起，看看工作室。我特別羨慕像老方他們那些大工作室，一直想我是不是也應該來北京，而且很早我記得老栗就勸我來北京，但是(我)有單位、有家，就這樣一直在考慮，幾年就過去了。我記得92年當時就想來北京，但是走不了。後來，98年，我説不行，一定要在北京建一個點。於是在花家地租了一個房，曾浩當時被他們學校開除了，我跟曾浩講，我倆合租這個房，這樣我來得少，你來得多，我偶爾來一下，有個地方可以住。後來，我就來待過一個星期，基本上他在用那個房。完了覺得還是不行，後來有錢了，乾脆在北京買一個房，這樣的話，來到北京，也可以畫畫，也可以見朋友。選的地點要靠近通縣，所以就選了現代城，那時候現代城剛開盤，我就選了一個有一間臥室，廳比較大，可以畫畫，這樣就買了房。當時想主要肯定在成都，因為家在那，完了以後，北京建一個點，這樣兩邊跑一跑。到了99年，情況就變了，因為展覽各方面，包括好多事都跟北京關係越來越多，後來就在想這怎麼辦?全家搬到北京也不現實，正在這個時候，家庭出了問題——離婚。失望之下乾脆把還沒用過的房子賣了。成都絕對不呆了，在成都翻了船，成都絕對不呆了。當時我有兩個選擇，要麼回昆明，因為昆明是故鄉，還有一幫朋友，在那會很舒服，氣侯也好，生活也甜蜜;另外一個選擇就是到北京，到北京就比較陌生，也不了解情況，沒生活過，不知道。我先到雲南待了一個月，當時心情也不好，狀態也不好，就在大理待了一段時間，又在昆明待了一段時間，找個小房把自己關在裏面。後來想想，太熟悉了這個環境，也沒勁，就打了電話給小波，小波當時已經到北京了。我説你幫我看一下有沒有房可以租，他説你想來嗎?我説你幫我租一個房，很快就租到花家地那個房。他打來電話説這邊有一種房可以畫畫，要不要來?我立馬就來了。帶了兩萬塊錢，帶了幾件換洗的衣服，提了一個包到北京。房東開始跟我談條件談半天，我説這樣，你別説了，我這有兩萬塊錢給你，你把房給我就行了。他一下子對我特別好，他説那你有沒有東西?我説什麼都沒有。他把床墊給了我一個，我就可以在那生活，這樣待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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