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偶然翻檢舊書報刊，發見了《書法》1996年第四期中有李剛田先生評于右任標準草書的一段話：“作為個人創作，他的草書不失為佳作，但以自己的風格作為標準草書，試圖把古今天下各個時期各種風格流派的草書納入一種模式，是與藝術美的本質相悖謬的。于右任發起的標準草書運動，從藝術或實用角度看都是一個不倫不類的烏托邦。”
看一遍再看一遍，總覺得這段話太離奇了。“以自己的風格作為標準草書”，那豈不等於説，凡是與自己風格不同的，就統統不“標準”、打入另類了？“書畫從來風格多”，這麼一種排斥異己的態度，豈不太霸道了？這還是書法大師于右任嗎？
仔細一思量，才知真正犯錯的不是于右任先生，而是李剛田先生自己。
于右任將自己的《草書千文》冠之以“標準”，李剛田據此斷定於氏是以個人的風格作為標準草書。這符合於氏本意嗎？筆者認為，要弄清這個問題，必須結合於氏的標準草書理論加以分析。
從於右任編著的《標準草書》來看，所謂標準草書，主要包括對他主持的全面系統整理的草書符號的認識和使用，對易識、易寫、準確、美術四大原則的遵循，以及對八大書理要點的恪守等。因為於氏是嚴格按照這些傳統規矩和原則進行創作的，同時又作為貫徹他的理論的一種示範，故稱之為標準草書。至於什麼風格才算是標準草書，翻遍《標準草書》，也未見一句説詞。換句話説，它並未從風格上，制定什麼標準，來約束草書創作；更不是單純從風格的意義上，稱自己的草書為標準草書。標準只是字理組織意義上的標準，與風格毫不相干。
李剛田説，于右任“以自己的風格作為標準草書”，但不知他是忽略了還是真的不曉得，于先生還把他主持編選的《草聖千文》也稱之為標準草書呢，能説這些先賢們和于先生的風格是一樣的嗎？既然不一樣，那按李先生的觀點，豈不成了多標準了？就是于先生自己，在數十年的實踐中，寫的一直是標準草書，但風格卻是一變再變，這又怎麼解釋呢？可見，在遵循標準草書書理組織原則的基礎上，書家盡可以創造、展示個人的風格。所謂“試圖把古今天下各個時期各種風格流派的草書納入一種模式”，完全是無稽之談。至於説到于先生標準草書理論，它在我國草書理論研究史上，完全稱得上是一座里程碑。尤其是他對草書符號的全面系統的整理，更是書法史上的第一人。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出版的《標準草書》，十數年間，印數即達到50多萬冊，這就足以證明，標準草書已經為社會接受和肯定。在今天，如果有哪位書家説他不知道標準草書為何物，那簡直是天大的笑話。所以説，于右任發起的標準草書運動，也絕不是“一個不倫不類的烏托邦”。
于書千文和《草聖千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對每個字的簡化都達到了極致。這是僧智永和懷素都沒有做到的（原因主要是歷史條件的限制）。為什麼要簡化到極致呢？目的當然是要盡可能地節省書寫時間，提高漢字使用效率，推進民族文化進步。可見，于先生倡導的標準草書運動，目光絕不僅僅停留在草書的藝術創作上。
總而言之，標準草書在概念上是有它的特定內涵的，它不是任何個人的風格所能替代的。以某個人的風格替代標準草書，那不僅是失之淺陋，簡直就成了一種笑話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