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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家園：在法國時我沒考慮前途
南都週刊：你覺得是法國收留了你，在28年之後，你覺得進入了法國的主流社會，法國是你的精神家園。但是，1980年，當你到達法國的第二天，你就開始打工……
嚴培明：是的。第一天在巴黎，陽光燦爛，第二天，美夢結束了，我被送去打工，從此開始將近十年的邊打工邊畫畫的生活。第一份工是做男士皮包，他們給我一塊皮料，我要把好的那面放到前面，同時琢磨出如何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這塊料。後來，朋友介紹我去第戎打工，在一家叫做青龍飯店的中國餐館，從最累最臟的洗碗打雜開始，做到跑堂。我現在還記得那餐館的佈局，左四排，右三排??客滿的話可以坐100個人呢。八年半的時間裏我白天上學、畫畫，晚上6點到12點在這裡打工。
南都週刊：出國前你基本沒有參加過什麼體力勞動，在餐廳打工覺得壓抑嗎？
嚴培明：那是一家台灣人開的店，那家的孩子特別瞧不上大陸去的人，經常教訓我……但是，讓我養成了不少好的習慣，比如從不遲到。
南都週刊：一直到1991年在蓬皮杜展出畫作之後你才開始有能力不再靠打工謀生，這十年中間，有沒有過對前途的焦慮？
嚴培明：完全沒有過。為什麼要考慮到前途呢？有人為了所謂的前途放棄或犧牲自己最喜愛的事情，比如那個碼頭工人為了36元錢的前途放棄了一生，有什麼意義？現在社會用金錢去衡量一切，其實很可悲。我一直都只想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畫畫是我的一切，我活著就是為了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我是一個很孤獨的人。我喜歡孤獨，喜歡一個人默默地做。同時我忍耐性很強。有時明知別人在欺負我，明知我錯過了某種機遇，我也會“咽”下去。因為對我來説，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我的作品才是我存在的意義。
宣紙是垃圾：我沒有中國情結
南都週刊：剛才看見你將三層宣紙墊在下面，上面鋪一層一般用來做旗幟的尼龍綢材料，然後將黑墨水倒進清水裏，用大毛刷作畫。你處處否認自己受到中國傳統書畫的影響，但你明明瞭解宣紙的吸水性能，同時你的方式也很有潑墨的風格……
嚴培明：我從來不在宣紙上作畫，這些墊在下面的宣紙用過之後就會當垃圾扔掉。(旁邊的助手補充：收垃圾的人其實都還不願意收，我們反過來給他200元他才把廢紙扛下去。)我用的顏料也不是墨，而是染料。剛才那種把清水混色，然後潑到畫布上的做法，我認為是平涂而非潑墨，我寧願把這張畫叫做水彩而非水墨。
南都週刊：其實，承認中國傳統書畫跟你的作品的關聯是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你的作品主要採取黑白兩色，你為什麼在各種媒體上都堅決拒絕呢？
嚴培明：我做的是藝術，不能因為我是中國人，就一定要跟水墨有關係。
南都週刊：你曾經跟隨閘北六中的美術老師徐家曄學畫。那時你學習了什麼？
嚴培明：我們那時主要是臨摹各種宣傳畫。拿回學校，就到處貼，給學校省了一筆買畫的錢。
南都週刊：你後來作畫，對大尺寸的偏愛是否跟這段經歷有關？
嚴培明：大概是吧。大字報都很大嘛。大尺寸的作品給人的視覺衝擊是巨大的。
南都週刊：你最喜歡的視覺作品是？
嚴培明：我那時很喜歡各種連環畫，最喜歡的是水滸、三國演義之類的東西。
南都週刊：後來你在蓬皮杜第一次參加展出的作品就叫做“好漢”。
嚴培明：是的。我畫的是四個人頭。那是1991年伊拉克戰爭時期。有四個美國飛行員被伊拉克士兵抓住了。這四人，對伊拉克政府來講，是入侵者，對“自由世界”來講，是英雄。這很像水滸裏面的豪傑。對政府來説，他們是土匪、劫賊，對草根百姓來説，他們是好漢。因此，我給這組畫起的題目是Brigand，這個詞在英語和法語裏面既有好漢也有強盜的意思。
南都週刊：1987年，你展出了第一張毛澤東肖像，給這次展覽，你起的題目是《通過他的歷史我的故事剛開始》。
嚴培明：毛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我跟國內九十年代的政治波普不是一回事。我不是用戲諷的漫畫的方式來表達毛的。我1980年離開中國，過後對“文革”的反思之類的運動對我沒有影響。我對毛的印象固定在了那個時刻。我刻畫的毛總是正面的，展現其巨大力量的。這也跟我直截了當的個性有關。我做不了那種巧妙的諷刺的作品。
力量之源：悲劇給人以最大的想像
南都週刊：你曾經談到對你的藝術影響最大的藝術家是畢加索和德庫寧。德庫寧的畫跟你的筆觸很相似，但他的色彩十分豐富，其中也不乏樂觀活潑的作品，而你的作品，幾乎都十分壓抑陰暗。
嚴培明：我自己對悲慘世界比較感興趣。你看所有藝術中，無論電影、小説，都是其中悲劇性的東西最吸引人打動人。幸福總是轉瞬即逝的。你看西方的媒體報道，頭條一定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了。
南都週刊：對，歐洲的媒體，比如BBC，都是有報道陰暗悲慘的事件的嗜好的。
嚴培明：這跟我個人的生活經歷和個性也有關係。我個人是寬厚老實的，對人生充滿同情，我不喜歡表達好人好事。我喜歡關注那些被大家遺忘或忽視的人物。
南都週刊：這可能跟你草根出身的經歷有關。
嚴培明：我對這個社會是沒有多少留戀的。我不是歌功頌德型的畫家。我相信每個人的一生都有一個悲劇結尾。而悲劇可以留給人最大的想像空間。現在我在為北京的這個展覽做34幅兒童的畫像，如果我畫一個漂亮的微笑的孩子，與畫一個被害的孩子給人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對後者，人們會立刻開始思考，會産生去探究人物背後的故事和遭遇的願望。歡樂的故事大家一笑而過，悲慘的故事人們都會記住。我的作品的力量在於其獨特的語言風格，更在於其中對於人生悲慘實質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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