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持夢筆書奇境 鋪紙揮毫篇復篇

　　——當代優秀代表性書家王學嶺略論

　　丁政

王學嶺書法作品

近觀學嶺——劉洪彪

　　《書法導報》最近連續三期載有《當代楷書的困境與出路》專題，刊發了中國書法家協會楷書專業委員會部分委員及部分特邀代表圍繞楷書的歷史地位、創作現狀及未來發展進行研討的發言，旭宇先生提出了“今楷”的概念，不少專家對當代楷書創作不景氣的現狀表現出了憂慮，閱後獲益良多。我在記憶中搜索著現當代的楷書名家和優秀作者，沈尹默、潘伯鷹……王學嶺，一連串的名字以及他們的楷書作品立即浮現出來。冷靜地思之再三，我認為無論是現代還是當代，楷書創作雖然從數量上而言相對較弱，但如果從書史長河觀之，實有長足的發展，並且涌現出不少優秀的書家。王學嶺先生素以楷書聞名于當代書壇，是當代優秀的代表性書家之一，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他的小楷，也兼及楷書創作問題。在當今書壇已普遍感覺到楷書創作陷入了困境，正謀求著出路和對策的背景下，以學嶺為個案，對探討當代楷書學習和創作問題，應該説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一

　　學嶺在楷書創作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得到了書壇的普遍認同。同許多學書者一樣，在獲得名師指導前，他曾有過一段尋尋覓覓、艱難的學書歷程。面對無數的經典，真草隸篆，令人目不暇接，無論是古聖今賢，他都傾注激情拼命地汲取。這一段特殊的經歷，使他對歷史上的名家名作有了比較真切的感性認識，對書法史也有了大致了解，更為難得的是由此而找到了與自己性情相近的表現對象和主攻方向，這為他日後在名師的指點下有目的地、有選擇性地取法經典，充分發揮和施展其才情夯實了堅實的基礎。衡諸歷史上的優秀書家，如米芾、黃庭堅乃至近代的沈尹默，大都有近似的經歷。遺憾的是學嶺早年的書跡多已不存，難探究其中的究竟，因此，我們不妨從他接受歐陽中石先生的指導，學習《王居士磚塔銘》開始。

　　《王居士磚塔銘》全稱《大唐王居士磚塔之銘》，是唐高宗顯慶三年入窆的墓誌，至明萬曆年間才得以出土，初出土時即破一角，未幾斷為三，又破為四，最後作七塊，至道光年間又佚其二，今僅存五小片。由於書者敬客事跡無考，其名不顯，此志在明代很少受到人們的關注。唐代墓誌書法進入高宗朝後，漸見妍逸，趨於暢朗，盡脫陳隋遺制，融有唐一代新風，多秀勁寬博，華潤有加。此志書法娟秀雅麗，至清代終為王澍、毛鳳枝、葉昌熾所推重。《虛舟題跋》曰：“其書法特為瘦勁，大類褚公。”《語石》有“今世所珍者，莫如《磚塔銘》”之評。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幹祿第二十六》則曰：“近代法趙，取其圓美而速成也。然趙體不方，故鹹、同後多臨《磚塔銘》，以其圓勁滑利，作字易成。”當代習唐楷者多從顏柳歐褚等入手，然歐陽先生卻教學嶺習此志，獨具慧眼，誠不愧一代名師。先生的深刻用意固無法揣度，但誠如康有為所雲“以其圓勁滑利，作字易成”，正可矯正學嶺早年自學時隨意臨習北碑之弊。《磚塔銘》書風娟秀、暢朗瘦勁，洵屬唐楷佳構，可以培養對書法的美感；而其寬博的結體、謹嚴的字形，又頗利於楷法意識的確立；更重要的是此志雖然風格成熟，但個性並不強烈，便於臨習者進一步學習。或許這都是先生的用意。學嶺臨習此志下過一番苦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這從他日後臨歐摹虞，乃至取法《玉版十三行》都能夠登堂入室，可以得到證明。

　　有了《磚塔銘》的基礎，進而學習法度更為森嚴的歐陽詢《九成宮》，對學嶺來説便不再是難事。世傳歐陽詢《八法》，所謂“四面停均，八邊俱備；短長合度，粗細折中；心眼準程，疏密欹正；筋骨精神，隨之大小；不可頭輕尾重，無令左短右長；斜正如人，上稱下裁，東映西帶”的結字規律，學嶺心領神會，變《磚塔銘》之寬博而斂入規矩，臨摹並舉，朝斯夕斯，很快就得以登堂入室。《磚塔銘》筆力瘦勁，氣勢與歐陽詢同屬猛利一路，有前者的根基再進而學歐，自然便利。李昉《太平廣記》引《國史異纂》謂“率更嘗出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步，復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旁，三日後而去”。《宣和書譜》曾加引用，謂歐陽詢“由是晚年筆力亦剛勁，有執法面折庭爭之風，或比之草裏驚蛇、雲間電法”。索靖書屬章草，其“銀鉤蠆尾”之勢，袁昂《書評》喻之為“飄風忽舉，鷙鳥乍飛”。徐浩《論書》曾稱讚歐陽詢謂“蕭（子云）書出於章草”頗為知言；而張懷瓘《書斷》引歐陽詢《與楊駙馬書章草〈千字文〉》批語“張芝草聖，聖象八絕，並是章草”，故知歐陽詢用筆全出章草，其沉著痛快處實得索靖“銀鉤蠆尾”之趣。學嶺的業師歐陽中石先生於章草深有研究，著有《章草便檢》一書，不僅精於章草創作，其行、草乃至楷書亦多有章草筆意。學嶺承嚴師耳提面命，經意不經意間也諳嫻章草筆法，不僅在其行草書中時有流露，也促成了他日後學習和創作章草，更重要的是這對於他深刻領悟歐陽詢的筆法大有裨益。《舊唐書•歐陽詢本傳》稱其“初學王羲之，後更漸變其體。”然據宋釋適之《金壺記》所載，歐陽詢所學乃梁陳間人所偽托的王字。梁陳之世，據《法書要錄》雲：“比世皆高尚子敬。”故歐書亦淵源於二王，蹙縮皴節，以收濟放，尤得大令展蹙之秘。學嶺以《蘭亭》筆法臨《九成宮》，後又學《玉版十三行》，無論是出於理性的覺悟，還是感覺的驅使，均可謂善學者也。

　　由《磚塔銘》到《九成宮》，學嶺將個人的才情與性格融入其中，其楷書已初具體格，且個性風格已顯露端倪。作品的頻頻入展、獲獎，既是對其學書方法的肯定，也是一種回報。但學嶺沒有沾沾自喜、固步不前，而是進一步地勇猛精進，找到了新的學習目標——《孔子廟堂碑》。

　　《孔子廟堂碑》是唐一代大書家虞世南的傑作，史載虞書此碑曾獲王羲之黃銀印之賜。虞世南在貞觀年間與歐陽詢奉敕于弘文館“教示楷法”，復受太宗皇帝“德行、忠直、博學、文辭、書翰”五絕之譽，故聲名鵲起，與歐陽詢名並天下。《舊唐書•褚遂良本傳》有唐太宗“虞世南以後，無人可與論書”的記載，可見其時書名籍甚。《舊唐書•虞世南本傳》雲：“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可知虞世南胎息于智永，張懷瓘稱“其書得大令之宏規，含五方之正色”，意謂虞世南純粹是王獻之“今體”的善繼人。與歐相比，風神各有優長，歐體峻爽，虞體平和，很難甲乙。但《書斷》雲：“歐若猛將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辭。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為優。”似乎虞要勝出一籌。書史上還有類似的揚虞抑歐之論。究其原因，或許與太宗以世南為師，不無關係。《宣和書譜》有“太宗乃以書師世南”的記載，米芾《書史》也説：“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複學虞行書。”雖然如此，但誠如沈曾植所言“三唐奇峻，始自歐陽”，歐書無論是對唐人還是後世，其影響所涉，實廣大得多。如果僅就筆法而言，《九成宮》實高於《孔子廟堂碑》，學嶺既已學前者，似可棄後者。但學嶺在學歐之後，更傾心於虞，自有其道理。蘇軾評秦少遊草書曰：“技藝進而道不進，則不可矣。”虞書內含剛柔，工穆恬靜，用鄧廷楨的話説，“《孔子廟堂碑》圓渾端嚴，真有泰山岩岩氣象”。學嶺取法虞書，為的是變化氣質、陶冶性靈，“體法自然歸大道”（賈耽《賦虞書歌》語），君子藏器，技進乎道。歷代書家中學虞書者雖不乏其人，但“功夫未到難尋奧”（同前），成功者少，故鼓努為之、以勢逞能、劍拔弩張者多不敢問津。學嶺氣質嫻雅，又有著前面所提到的《磚塔銘》、《九成宮》紮實的臨習功夫，臨習《廟堂碑》自然得心應手。歐陽中石先生跋其所臨《孔子廟堂碑》曰：“今見學嶺原大手摹一通，工穩、沉靜，極得永興之神質。堂堂大作，渾如一氣，足見學嶺手靜、呼穩、心恬、氣定，自是讀書人之胸襟與意境也。”張榮慶先生也有“字字珠璣，空靈雅健，滿紙清氣撲面而來”之評。這些讚譽來之不易。江澤民同志有詩云：“人間萬事出艱辛。”書法雖不過一藝，若要取得一點成績，必然要付出巨大的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