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您覺得目前藏家群體對您的迷宮系列有多少認識?
岳敏君：不知道，我畫這個題材的時間比較短，從2005年開始。我也不揣摩他們的感覺，只是憑自己的感受畫。如果我要時刻考慮藏家怎麼想，追求這些就虛無縹緲了，畢竟我不是他們肚子裏的蛔蟲。
記者：那您的“笑臉”系列還能走多遠?
岳敏君：“笑臉”肯定要繼續畫下去。因為在我看來，作品中“笑臉”人物就是一個演員，這個演員可以在未來任何一個畫面出現，只要你轉換背景，內容就可以了。另外，隨著時間的推移，觀眾的背景也會轉換。通常人們在欣賞作品的時候，都處在兩個背景下，一個是作品內人物的背景，另一個是觀者自身所處的現實背景。所以兩個背景的結合下，有的時候一張作品根本就沒有變過，比如200年前的畫，為什麼後來的人覺得它表現出和200年前完全不同的意義。就是因為觀眾的現實背景已經轉換了，知識系統也轉換了。因此追求“變”和“不變”對於藝術家來説不是問題。而現在所謂的“變”其實是受商業思維的影響。商業最根本的是要求“變”。比如服裝、手機、電視每一年要改換一下外觀。但藝術不是商業，不能因為商業中的“審美疲勞”而頻頻改變。整個社會也不應該用“變”來判斷藝術，否則就是商業企圖。
記者：但是也有人認為您的“笑臉”系列已經令人“審美疲勞”。
岳敏君：中國人每個老百姓都有很強的權利意識，一旦知道權利在哪，就會隨意批判任何東西。雖然有時不負責任。但是這樣的批評兩面性很強，需要批評的時候不知道説什麼，不需要的時候又隨便亂説。
記者：您的《教皇》，《處決》等作品打破了個人世界拍賣成交紀錄，這些帶著暴力元素的作品是否體現著一些生活本質?
岳敏君：這樣的作品來源我所受的教育，是過去的某些經驗和知識所形成的東西。《處決》 實際嚴格意義上戈雅畫過，馬奈也根據戈雅作品畫過，戈雅當時是描寫政府如何處理一些對立面的人。後來畢加索也根據兩人作品畫過這樣的系列。但是他們的作品都局限在一種很具體的事件本身，有很強的對錯立場。但是我的作品最關鍵的是，我有一個疑問，為什麼人類在解決自身問題的時候都要採取一種暴力的方式。所以我畫的人都在笑，哪怕面對槍都是笑的，而劊子手手中也沒有真正意義的槍，這些都是為了思考這些問題。
記者：我們刊物自春拍以來推出藝術家作品流拍榜，受到較大關注。您認為在經濟不好的情況下，人們為什麼更懼怕流拍?
岳敏君：只能説明拍賣市場存在問題。流拍會影響拍賣行，也影響送拍的人，以致影響到整個市場。而另一方面媒體為什麼要出“流拍榜”，而又為什麼會有很多人對此感興趣，這説明社會真實的狀況。人人口頭都説錢不重要，但是每個人內心對價格高低很在乎。所以，每天報紙上都是和錢的數字相關的內容，比如電影的票房，書的銷量。所有的東西哪還有真實評論?我們這個社會已經習慣用數字衡量任何事物。相反，如果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也有榜單出現，我想一定是作品的“痛苦指標榜”，“思想深度榜”等。所以經濟社會影響我們判斷很多東西。
記者：您的作品一直是拍賣行的中流砥柱，他們會直接從您手裏拿作品嗎?
岳敏君：拍賣最開始的時候有向拍賣行送過作品，那時候完全還沒有市場，有點像展覽，展完以後就賣。後來我看拍賣行做古董、中國畫的時候，價格變化令人生疑，就很擔心，再也沒有送過作品到拍賣行。有些拍賣行很不規範，可以人為控制所謂的價格，有一種欺騙感，稍微有點倫理道德的人就會受不了。不過今年5·12地震後，我們也給北京保利送過作品拍賣賑災，但是意義和普通的拍賣不同。
記者：今年奧運前由於聖火在法國遭遇搶奪，盧昊、王廣義等藝術家發起取消在法國展覽的活動，您也聲援參加，您認為類似這樣的事件在今年多嗎?
岳敏君：在中國這樣的事情確實不少。因為目前的社會存在一個問題，普通人沒有一個合理方式參與到所有的社會問題中去，政府或者其他相關部門也沒有渠道讓公民參與，所以我們從來沒有學會參與什麼或者怎麼參與。這是挺大的一個問題。像此次撤展事件，各種各樣的感覺都有，最後不像你原來想像的那麼簡單和純潔。畢竟綜合各方力量的顯現，比如民族情緒、各種政治內涵混雜在一起就變得太複雜。而你當初想得可能很簡單，像我們藝術創作的人，稍微複雜一點就蒙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