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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相對主義
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或文化相對論，是文化問題上的“相對主義”——對任何信仰、現象作出判斷，都不能脫離其前後關係，任何信仰與實踐都不具有普遍意義。大衛·柯爾比在他的《西方當代思想辭典》“相對主義”辭條中引用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一個迷路的旅行者受到幾個住在孤獨茅屋的農民的接待，當農民們看到旅行者先吹手以暖手，然後又吹湯以涼湯時，他們害怕極了，當晚就殺了他。這個故事要説明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相對主義幫助我們在千變萬化的情境中靈活理解和判斷。而在不同的文化生活背景下，人們對簡單現象也會作出完全出乎意料的解釋。
文化相對主義是現代人類學的一個學派，這一學派認為任何一種行為(例如信仰和風格)，只能用它本身的所從屬的價值體系來評價，沒有一個對一切社會都適用的價值標準……即是説，人們的信仰和行為準則來自特定的價值準則(《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文化相對論”)。不言而喻，這種理論對於當前世界上的民族主義十分有用，許多中國畫理論家就以此為立論的基礎。
文化人類學中的文化相對主義，其根源來自一種信念，就是認為“原始”社會比“現代”社會和諧得多。人類學家羅伯特·埃傑頓在他的論文《傳統信念與習俗：是否有一些比另一些好?》仲介紹了這種思想在早期人類學中的支配性地位：和諧、寧靜、善良、知足的昔日鄉村和社會分化、文化瓦解、人與人之間爾虞我詐的現代城市的對比，充斥于文化人類學的著作中。有好些學者為原始住民的食人肉、酷刑、殺嬰、巫術、初夜權、姦殺婦女、毀壞女性生殖器官、割取敵人頭顱以獻祭等等習俗辯解，不説這是非理性的，或不良的習俗，而是強調它具有適應性，是為了達到某種有用的效果。或者認為這雖然讓外人憎惡，但它利大於弊，對於當地社會文化具有有益的作用。當人們見到一個社會看來缺少有益的信念體系或體制時，他們就説這一定是別的人——殖民者的官員、軍人、傳教士或商人對這一社會起了惡劣的影響。反正那些人幾乎總比人類學家先到場。這成為好幾代人種志學者的主流觀念。
但人類學的新進展告訴我們，小的和較簡單的社會也有他們的問題，有些無法對付環境的壓力，有些在饑餓、疾病、衝突和絕望中掙扎，最終走向毀滅。人們並不總是聰明的，他們所建立的社會和文化也不都是理想的適應機制而能完善地滿足人的需要……傳統的習俗可能是有用的，然而也可能是無用的，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
但文化相對主義有它的歷史價值——有助於反對文化中心主義和種族主義，也是矯正認為所有社會必然經過歐洲式的“進步”階段的“單係分階段進化論”的重要手段。而這兩方面，有助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反思。而有的學者認為不同文化在認知過程上也存在著根本區別，埃傑頓認為這是沒有根據的。
20世紀40年代，人類學家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當時的人類學泰斗弗雷德·克羅伯説：“現代先進文化中的一些精神不健全的人，卻往往附和古社會和落後社會中那些健全而有權勢的人”。另一位人類學權威學者拉爾夫·林頓進一步指出，普遍的道德倫理標準是可以存在的。到五十年代，嚴肅的人類學家基本上全都贊同這樣的觀點了。有人類學家認為，原始社會不如較先進的文明社會“高雅”和“有人情味”，“整個説來，人類已經發展出更多的高雅和人情味的善意”。
讀到這裡，我覺得這些人類學ABC已經足以解決我在有關文化相對主義問題上的疑惑了。
4，對亨廷頓的批判
我遇見的許多人往往把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表述的思想看作西方思想界的代表性觀點。實際上他的見解只是多種聲音中的一種，批判亨廷頓學説者大有人在。德國的哈拉爾德·米勒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法蘭克福與亨廷頓進行過一次公開的辯論，他根據這次辯論中發表的意見整理成一本書，取了一個與亨廷頓針鋒相對的名字：《文明的共存》。
米勒認為亨廷頓的理論源頭，是人類對自我身份界定的需要與“尋找一個敵人，或是尋找一個替罪羊”的渴望。“在共産主義陣營解體之後，西方世界不再能把一切罪責歸咎於可惡的蘇聯人了”。於是亨廷頓編排了一個儒教與伊斯蘭教結成反西方同盟的夢魘。但他缺少事實依據，並對歷史和現實作了精心曲解。米勒在分析了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真實現狀之後指出：“默罕默德與成吉思汗的結合，只是一種無聊的妄想”。亨廷頓在書中卻引用了大量事實細節，構建出一種歷史和哲學框架，給人以嚴肅認真研究思考的印象，其實卻經不起推敲。米勒認為這正是亨廷頓學説的危險所在。
米勒把亨廷頓學説的模式稱之為“政治學摩尼教”——摩尼教的信徒總是把世界分為對抗的兩極，光明和黑暗，我們和他們……兩極之間的對抗決定世界的命運。他認為列寧-史達林學説也具有“政治學摩尼教”傾向，即將一切問題的解決歸結為我們熟悉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雖然美國在這方面的歷史表現較為體面，但“摩尼教”情結在美國的歷史和政治文化生活中也有很深的根基。以這種簡單化、簡約化的理論面對極其複雜的多元的現實世界，是理論的不幸。亨廷頓將中國文化簡約化為“儒教”文化，米勒指出，實際上在大多數中國人中間，並不了解“儒教”為何物。如果説到信仰，傳統中國人倒是佛教徒居多。而現代中國人思想中的西方思想(包括完全屬於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烙印，遠比孔夫子的“儒教”要深得多。多元化的世界需要多元化的觀察視角。
在比較不同的文化與文明時，亨廷頓有意忽略東方和西方之間的所有共同之處，只談論它們之間的相異和對立之處 ，並以靜止狀態歸納各種文化的某一階段的特徵。實際上，任何一種文化都是處於不斷發展、變化之中。如果説，在古代從相對靜止的差異出發觀察不同文化，還有某些理由的話，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代化打破了文化的緩慢進展，“所有文化都被捲入快速並且是痛苦的轉變漩渦之中”，米勒以德國、日本和中國的現代化發展為例，説明各種文化互相接近的事實。與亨廷頓的預測不同，米勒對中國發展前景的預測是“文化特徵將逐漸和西方文化接近”但他不能預言這種“接近”是否會毫無困難、毫無衝突地完成。
米勒對文化交流的見解，對中國藝術家也許有比較直接的借鑒價值。他認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使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由此出現各種文化中的新因素、新變化。人們竭力將這些新變化與傳統連接起來，但在不同年齡和文化的圈子裏，對變化的態度有所不同。年輕一代比年齡較大的人群更容易接受和適應這種變化，但現代化不可能以我們習慣的“手工藝工具”來完成，“要使現代化完全適應一成不變的文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適應永遠是相互的。但飛速發展的科技已經簡化了文化間的適應、學習和接受過程。他特別提到，文化交流和外來文化的進入，往往會激起社會內部的對立因素和“反向運動”，即一種防禦本能。我覺得近年中國文化界興起的民族主義情緒(我不認為它是一種思想)，不能簡單地説它對還是錯，因為那是一種防禦本能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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