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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通過閱讀得到的有關現代化與民族性問題的心得體會：藝術民族性的環境與前景;“和而不同”的兩重涵義;人類學家論文化相對主義;西方學者對亨廷頓觀點的批判;拉丁美洲作家眼中的全球化與民族主義
1，藝術民族性的環境與前景
藝術的民族性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現代化”的問題——中國古代的詩人、畫家沒有思考過所謂“民族性”問題，是因為他們不存在這一環境，不可能感受到這種挑戰。
當然，古人有古人的民族文化態度，古人的文化態度並不一定適合我們今天去弘揚。最典型的就是所謂“夷夏之辨”。“內華夏而外夷狄”——中原文化是處於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間獨一無二的文化光明。是故“用夏變夷”，而不可“用夷變夏”。
雖然歷史走過了幾千年，中原文化早已被四邊的蠻夷搞得無復當初面目。但在藝術上，這一類思路卻一直綿延不絕。20世紀30年代，由陳立夫、陳果夫兄弟代表的國民黨右翼，發起“民族文化復興運動”，為配合這一運動，上海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傅抱石、鄭午昌等人在“民族文化復興運動”高潮中的言論，如“中國繪畫……真可以伸起大指頭，向世界畫壇搖而擺將過去，如入無人之境一般”等等，就是這種思路的代表。
我理解傅抱石、鄭午昌當年的心態，但無法贊成他們的那些言論。不是反對他們對傳統文化的熱情，而是因為中國文化的實際境遇遠沒有它們描述的那麼樂觀，我們面對的絕對不是“無人之境”。那樣説的積極意義只能是壯膽，在局外人看來，則是一種脫離現實的自慰。
歷史的發展迫使我們改變固步自封的心態，在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日常生活方式上都已經“西化”了的今天，唯有我們的藝術，特別是我們的繪畫，繼續延續著傳統形式。今天仍然可以從當初的“民族文化復興運動”中的極端民族主義言論中尋找行事依據的，幾乎只有中國畫這一方凈土了。
藝術民族性的關鍵在於藝術的生存環境。如果弘揚中華文化是現實可行的話，它必須成為全社會綜合性的行動。文化藝術的基礎是經濟，文化藝術的框架是社會制度，文化藝術的靈魂是本民族的思想體系。而我們在這幾方面已經充分“西化”，至少是以西方之是非為是非了。今天我們保存和振興民族文化的複雜性，在於這些要素早就“非民族化”了。在經濟“全球化”無可抵禦的今天，我們有必要檢討，我們在文化方面的政策和行為究竟是向“全球化”傾斜，還是向民族化傾斜呢?
不談遠的，只要看看由政府全面控制的電視節目，就會深切地感受到西方化、日本化的努力是何等熱烈和有效。且以當年“非典”形勢嚴峻關頭電視節目的表現為例，電視編導者竟然乞靈于日本神道教的“千紙鶴”，英國丘吉爾發明的“V”字手勢和蘇聯史達林時期風格的歌曲……。人們在生存危難之際，免不了呼天叫娘，這可以説是人的本真。我們的電視編導的“本真”是什麼?而在一年四季晝夜不斷的武俠片和動畫片中，日本文化不僅浸染了角色的語氣和故事的敘事方式，甚至改變了人物的民族形象。勿謂言之不預——有朝一日，普通中國人將以日本人的模式想像和改造自己的祖先。始作俑者就是我們中央和地方的電視臺。
當一個社會以百分之九十九的能量和熱情努力於“非民族化”的時候，有沒有可能僅靠百分之零點幾的能量和熱情來保衛本土文化?這是我對當前中國繪畫民族化前景的基本憂慮所在。
2，“和而不同”的兩重涵義
處於新舊世紀之交的中國知識分子，顯然要清醒得多，在憂慮中國本土文化被同化的時候，認真思考現實的應對方法。於是提出了全球各種文化“和而不同”的主張。其代表者是費孝通先生，他以簡單明瞭的四句話説明“和而不同”的內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裡的“和而不同”，是指各民族文化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與伊斯蘭文化，與印度文化之間的關係。他期望經由文化之間的互相尊重，發展到真正的“天下大同”，即人類文化多元並存的一體化。這一點似乎沒有人反對，分歧只在於這種理想的現實可行性有多少。
歐洲的一些思想家認為，異種文明可以作為檢驗(觀察)歐洲文明得失的“他者”，因為人不可能囿于自己的認知、感情圈子來客觀地衡量自己。而目前只有中國文明“是在與歐洲沒有實際的借鑒或影響關係之下獨自發展的、時間最長的文明”，可以作為歐洲人反思自己文明的鏡子。反過來説，近代中國文人早已採取同樣的思路對待歐洲文明，他們拿歐洲文化來對照我們的傳統文化，這才有中西文化優劣的爭論以及隨之而來的變法維新以及一系列的開放改革。
在藝術領域，中國畫家大都信奉文化相對主義，他們認為不同民族間不同類型的藝術是不可比的，是應該“和而不同”的。但在對待中國畫內部問題時，他們往往變成文化絕對主義——以明清文人繪畫的規範來排除異己。近年中國畫理論界對外部的相對主義與對內部的絕對主義，不是真正的“和而不同”，而是一種鬥爭策略，一種權宜之計。
問題在於“和而不同”的單位是什麼?除了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和而不同”，一個民族內部是不是也應該實行“和而不同”?對外部鼓吹“和而不同”，對內部實行強制原則。算不算“和而不同”?秦暉提出了“強制同化”概念，他認為“和而不同”首先是指每個人之間的和而不同。
一切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在它能夠凝聚人心以抵制外部之強制同化的同時，也決不需要在自己內部搞強制同化。文化多元化必然是“文化際”多元化和文化內多元化的統一，“和而不同”、“各美其美”不僅應當是“文化間”關係的準則，而且更應當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內部人際關係、不同價值之關係的準則。(秦暉《“制度碰撞”與“文化交融”：全球化中的兩種景觀 》)
彭德在他的文章裏多次將中國的纏足與西方的隆乳等量齊觀，認為這兩者都屬於陋俗，不應該厚此而薄彼。但他恰恰忽視了一個本質性的區別：前者是制度化的強制同化，而後者是個人性的自由選擇。類似的例子是滿清入關後推行的剃髮蓄辮與現在年輕人摹倣貝克漢姆的古怪髮型之比較，前者是“留發不留頭”的強制同化，而後者卻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他剃自己的頭髮而與別人的髮式無關，並不強制要求大家都和他採取同樣的行動。自由選擇才談得上多元並存，如果在自己選擇之後認定除了他的選擇之外的其他選擇全都是損害健康，影響節約，破壞環境，有傷風化，禍國殃民……於是強制別人作同樣的選擇。這當然不是什麼文化選擇，而是一種強制同化。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想，首先應該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準則，進而推之於團體、流派、國家、民族之間。“和”即調和，它的本意就有相反相成的意味，中國古人的“和而不同”，首先是指華夏文化內部的人際關係理想。今天將民族內部各種學派、主張的關係準則推向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關係，可以説是儒家理想的現代化。保存中國藝術民族特色的基本思路亦當如此，無論是“強制同化”還是“強制不同化”(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對本國民眾看電影、聽音樂、穿西式服裝、吃外來食品……一律採取極端手段，就是“強制不同化”的例子)都不符合21世紀人類進化的大勢。
秦暉的文章還探討了對“文化”屬性的理解，“儒學、基督教、伊斯蘭教等等，應當多元並存，但異端審判與信仰自由可以並存嗎?如果後二者可以並存，前三者就絕對不能並存;如果前一種意義的‘文化’要多元並存，我們就只能贊成信仰自由，而不能容忍異端審判”。這裡的矛盾就在於實行異端審判時期的基督教，根本就沒有多元並存的念頭。只是在基督教拋棄了對內部的異端審判之後，才會有後來西方學者關於多元並存的思考。歐洲知識分子正是在基督教的“異端審判”，納粹德國為純化雅利安人種的“種族滅絕”和史達林的大清洗、勞改營之後，才得出自由優先於文化的結論。這一説法的出現，真是歷經千難萬險千回百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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