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的確正在發生令人震驚的變化，市場經濟的發展最終導致了政治體制領域的改革行動。複雜的歷史當然導致複雜的現實：未來的中國將是什麼樣的國家?例如，中共十七大開始了行政體制的“大部制”改革，然而，那些在過去改革三十年裏獲得了超額利潤的特殊利益集團會支援新的改革嗎?誰是未來變革的真正推動者?什麼路徑將徹底改變舊有的體制而構成新的時代?同時，急促的變化也給藝術家提出了課題：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的過程中，什麼是中國藝術家的出發點和立場?2008年4月16日，雅昌藝術網發佈了藝術家王廣義與盧昊的聲明：
鋻於法國對北京2008奧運會的抵制態度，我們決定退出2008年6月在法國巴黎馬約爾美術館的展覽。特此聲明。
這個迅速得到藝術家周春芽公開支援、張曉剛與岳敏君響應的聲明被給予了複雜的解讀，有人將其稱之為一次“義和團式民族主義投機秀”[vi]。基本的事實是，經歷了三十年改革的中國人在財富上獲得了積累，而這些知名的藝術家獲得的聲望與利益的確與改革的實際進程息息相關，尤其值得思考的是，這些被稱之為狹隘的“民族主義者”的藝術家在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部分時間裏表現出對“共同價值觀”或者“普適價值”的追求，而今天卻要以“民族”、“國家”甚至“種族”的概念發出聲音。批評者的意思是，什麼是我們今天所説的“民族”與“國家”?我們將如何去看待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樣的情形真的難以解釋嗎?這使我們聯想到90年前，那時，由於對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異常失望，部分知識分子憤怒地從“世界主義”轉向了“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確，知識分子圈子中始終流行著普適價值觀(或者共同價值觀、或者世界主義、大同社會等等)與民族主義孰為前提的爭論，對於那些在西方國家有較長生活與工作經歷的藝術家來説，他們自信比那些通過文本和間接資訊了解人類文明史的人，在“國家”、“民族”(甚至種族)以及“共同價值觀”這些概念上有更深刻的理解與體會，他們的行動似乎再一次重復早期知識分子已經感受到嚴重問題：即便“共同價值觀”不可爭議，也必須通過民族與國家去實現，不存在著抽象的“共同價值觀”，只存在著人類共處的歷史真實性。的確，與“五四”前後時期的情形不同的是，21世紀的中國仍然處在一黨執政的威權統治的現實中，“民主”與“自由”與類似“國家強大”或者“民族復興”這樣的口號混成複雜的漣漪而難以分辨界限。同時，“公平”與“正義”這類來自西方的詞彙成為中國媒體中頻繁出現的詞彙，這表明中國的現實也急切地需要給予符合“共同價值觀”的治理，但是，一個脫離歷史與現實語境的治理、缺乏文化戰略與策略的治理完全可能是無效的。
世界問題的中心已經從冷戰的意識形態鬥爭轉向國家與民族的意識形態的博弈，當複雜的民族與政治問題被具體事件——2008年主要是“藏獨”和國際人權組織導致的對奧運火炬傳遞的干擾以及中國政府和部分民眾的民族主義反制——拋出時，如何應對這些問題成為每一位藝術家的難題：中國當代藝術的出發點是否已經從意識形態的衝突轉移到了文明——經常以民族主義的形式體現出來——之間的衝突?一個國家的政治與人權問題是否可以在沒有國際社會的影響下由民族的理性隨著改革的進程自行得到解決?國家、民族之間是否僅存制度化的遊戲規則而已經沒有了基本的或者是抽象的“原則性”?抽象地討論“人類是否還存在著共同價值觀”這類問題是否已經過時?是否應該認為任何價值觀都具有其“民族”與“國家”問題的歷史性與情境邏輯?
中國藝術家能夠感受到中國自身具有的複雜性，他們知道：對民主自由的呼聲與對濫用權力和腐敗的放縱同時發生著，例如他們在5月12日的地震災難中大量的學校垮塌中看到了制度導致的悲劇，但同時也通過“傾情捐獻”來盡可能表達自己人道主義的愛心。普遍的情況是，當不少人還在焦慮如果不從監督機制的改革上入手，政治體制改革將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推進時，另一部分人也告訴人們：大家正在並且將繼續努力，事情正在朝好的方向發展，時間是最好的藥物，他們甚至經常提醒：難道三十年的改革沒有在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設上有所進步嗎?
三十年的改革進程告訴我們，正是中國當代藝術家執著與充滿智慧的立場與態度，使自己得以生存下來並有效地推進藝術的發展。在1989年之前，50、60年代出生的當代藝術家——1992年之前他們被表述為現代藝術家——僅僅是不受歡迎的、時常被壓制的、貧困的現代主義者，而在市場制度得到迅速建立的條件下，他們已經成為自由的當代藝術家。曾經，激進的現代主義者指望用思想的論證來打開自由的世界，但歷史事實也告訴他們，任何觀念與思想的自我陳述在絕對權力下都是軟弱無力的。當代藝術家們通過市場、資本來爭取自己的藝術工作的合法性，以至在一個由奇怪的平行現實——體制與體制之外——構成的中國，與官方意識形態格格不入的當代藝術在市場空間裏獲得了自由的發展。這樣的變化不僅是巨大的，並且也是根本性的。
不用回避如後事實：在全球化時代，任何文化資源的有效性取決於她是否受到相應權力結構(用中國學者們愛使用的布爾迪厄的觀點來説，就是制度化的場域)的支撐，中國當代藝術的“生效”的確開始於西方國家或者資本主義國家的場域，可是，中國當代藝術的出發點與核心觀念來自自我覺醒和批判現實的聲音，而不是官方發出的行政命令，世界文化因中國捲入全球化進程變得更加複雜，結果是，伴隨著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中國當代藝術家在西方社會贏得了豐厚的象徵資本，進而也誘發了中國資本和亞洲資本的普遍關懷，以至在2005年之後形成了讓人震驚的市場“井噴”。
的確，今天的資本使中國當代藝術獲得了空前的價值增殖，這構成了必須通過嚴肅的書寫來肯定的基本歷史事實。2008年，有部分批評家用“藝術資本主義”來批評當代藝術的形勢，他們擔心資本是否會導致藝術的死亡。可是，對1976年以來的歷史有基本常識的人可以證實和領悟到，資本意味著舊有意識形態的判斷與評估體系的失效，因為她帶來了更多的中國人願意接受的人類另一種有效的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符合邏輯的是，資本也意味著舊有的政治與經濟制度走向崩潰與瓦解——依附於其上的美術管理與指導機構作用明顯喪失，因為她將自由競爭的規則，開放、民主的概念引入了當代藝術領域;批評者沒有注意到，正是由於資本的作用，將獨立性與主體性賦予了藝術家，使得藝術家可以自由地、不再受制于行政命令實現自己的藝術理想;不斷發展的藝術市場讓人們清晰地看到，資本意味著當代藝術逐漸有了法制保障的可能性，因為她將與資本的相關的制度安排引入了藝術領域;最後，資本將財富帶進了藝術領域，為中國的當代藝術更好地發揮自身文明的優勢創造了條件，所有這些，都不僅僅限于所謂的“國家”與“民族”的範圍，這些現象與人們爭取的“普適價值”統統有關。事實上，正是因為當代藝術的這場“資本主義”的革命，深深地、徹底地改變著人們的觀念。她通過金錢來吸引資本家的注意，媒體的注意，律師的注意，甚至吸引體制內附庸風雅的官員的注意，最終，當代藝術爭取到了更多的民眾的注意。在這個過程中，當代藝術的豐富性借助資本的力量擴大了自身的影響力，贏得了話語權，改變了中國的觀念格局，並構成了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最基本的歷史語境。2008年6月23日星期一
[i] 參加這次拍賣的中國藝術家有近30位，拍賣結果非常不理想，除張曉剛、劉煒、岳敏君的幾幅小件作品賣出外，其他重要的中國藝術家如徐冰、李山、楊少斌、曾梵志的作品均未成交。THE ASIAN ART 1998年12月號報道這次拍賣的標題是“Asian Avant-Garde:Too Much Too Soon?”，內容説：“Although the works offered for sale were a good selection,the sale itself fell far short of expectations.Out of the 170 lots only 25 sold and most of those at the reserve price or very close to it.Bidding was virtually non-existent and despite the usual array of staff behand the telephone desk,the phones were unnervingly quiet.”
[ii] 《江蘇畫刊》1999年第2期，第5頁。
[iii] 《江蘇畫刊》1999年第4期，第38頁。
[iv] Money Talks Mandarin：Art America,3,2007，《世界藝術》2008年1月第4頁。
[v] Money Talks Mandarin：Art America,3,2007.
[vi] 《一次愚昧而荒唐的義和團式民族主義投機秀——評周春芽、王廣義等人就抵制法國的公開信》2008-04-20 00:25:07下載于雅昌藝術網。
|
